他是“二野”的三号人物，1955年授衔，毛主席为何划掉他的名字？

1954年2月，北京西城区一间会客室里气氛略显紧张，军委评衔筹备小组正核对十位大将候选人名单。刘伯承放下茶杯，低声对身旁的同志说了一句：“张际春资历够吗？”这句话留在屋里，谁也没有回应，但尴尬停顿已经说明了问题。

张际春的名字此刻正躺在纸面上，却像踩在悬崖边缘。若倒退二十年，没有人怀疑他的分量。1927年秋收起义后，他跟随朱德、陈毅转战到井冈山，枪林弹雨中积累第一份政治工作经验。那年他二十四岁，常把破旧本子揣在挎包里，逮到间隙就写宣传标语。战士笑他“念书先生”，可真打起仗来，他从不拉后腿。

1932年，红一方面军在赣南重整，张际春奉命出任政治宣传部长，随后又调入红军炮兵学校任政委。炮兵学员来自各路部队，性格掺杂不一，课堂里吵闹不断。张际春索性把黑板搬到操场，借大炮作教具，一边讲榴弹射程，一边渗入阶级教育。有意思的是，这套“天上炸点配地上路线”的讲法后来被其他军校直接照搬。

长征途中，他与朱德、刘伯承同在几支队伍里穿梭。1935年7月，张国焘坚持南下，队伍陷入分裂危局。张际春连夜在河滩写下《留守方针十条》，反复劝说基层干部：“走错一步，就是万丈深渊。”最终，大量官兵留在北上序列，损失被降到最小。刘伯承后来评价：“如果说有人把思想工作做到了最前沿，那就是老张。”

红军到达陕北后，张际春出任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课堂里，他喜欢用一问一答式切入：“为什么红军要打仗？为什么工农要当家？”学员多为营连干部，平时最怕听空话。张际春自嘲：“我也怕空话。”于是把政略拆成故事，把原则塞进俚语，枯燥课程硬是讲得热火朝天。

1940年，抗大总校迁往太行，张际春带队南下，专管前线干部轮训。太行山区民风豪爽，他每到一地都挨家坐土炕，问粮食、问牲畜、问战士口碑。一位老乡后来回忆：“张主任吃高粱面不挑剔，走后院里娃娃都惦记他。”这种贴地气的作风为他赢得强大威信。

抗日战争结束不到一月，晋冀鲁豫党委决定成立前线指挥体制，张际春任军区副政委，与刘伯承、邓小平并肩。刘邓组合分工极细：刘抓作战，邓抓全局，张抓人心。解放战争开打前，他率先提出“针锋相对”口号，要求所有营级以上干部充分估计国民党反扑。紧接着的邯郸战役、鲁西南战役，思想动员与军械装备一样齐头并进，二野士气一路高涨。

在二野，干部战士习惯喊他“老妈妈”。指挥部开会，他总是最后发言，却能把杂乱意见捏成一团。邓小平曾笑着打趣：“老张，你不吭声，我就不敢总结。”张际春摆手：“你们打大主意，我补缝就行。”正是这位补缝人，让大部队内部矛盾化于无形。

1949年重庆解放，二野主力南下，张际春被留下主持土改。重庆地形复杂，工商资本密集，旧势力盘根错节。三个月时间，他组织调查组深入六十八个乡镇，摸底对象近万人，随后推出分批分级实施方案，减少了硬碰硬的摩擦。“老张的方案像绣花一样细”，市里干部回忆起那年情形依旧佩服。

1952年“三反”“五反”启动，张际春再站前台，带队检查公私合营企业账目。调查结果准确、处置分寸得体，中央给出“成效显著”四字评价。次年，他调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脱下戎装，手头仍握着几摞未完的地方卷宗。

1954年秋，军委正式启动授衔评定。根据资历、职务、战功三条硬杠杠，张际春顺理成章排在大将候选名单。名单呈交中南海，毛主席用红笔圈出十人，握笔稍停，又划掉了“张际春”三个字。几位工作人员面面相觑，却不敢出声。紧接着，上将名单及补充意见陆续下达，可轮到张际春时，再一次被标注“暂缓讨论”。

转折点来自一条新指令：凡已转入地方、脱离现役的同志不纳入本轮评衔。张际春此时身份是中组部副部长，符合“地方”一栏。他被归入“不授衔、不穿军装”之列，待遇参照副部级干部。文件传达完，他只说了一句轻描淡写的话：“组织需要什么，就干什么。”

有人替他打抱不平，说一生征战，到头来连颗星都没有。张际春却劝：“军功不是肩章能写全的，别抠这个。”此后几年，他投身干部培训、院校建设，常忙到深夜，还把自己的战前记录悉数整理上交，方便编纂党史。1966年病逝北京，遗物中除了几张与二野将士的合影，再无勋章。

不少老战友为他送行时低声念叨：“三号首长回来了。”没有军衔的晚节，却让这句称呼显得分外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