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被遗忘的人类学先驱史禄国

史禄国（S. M. Shirokogoroff，1887-1939），白俄流亡学者，1922年至1939年在中国生活、教学与研究长达十七年，是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在清华大学攻读硕士时的导师。尽管学术成就卓著，并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的早期发展，但史禄国生平与思想长期被学界忽视，近乎成为学术史上的“失踪者”。

近日，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史禄国的传记《自由鸟与蜗牛：史禄国在华的两重生命》，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王传撰写。王传为此书的资料收集和撰写花费了十余年的时间，力图在相对零散的资料中尽可能全面呈现出史禄国在华的学术经历与学人交往等方面。

《自由鸟与蜗牛：史禄国在华的两重生命》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铭铭在为《自由鸟与蜗牛：史禄国在华的两重生命》的序言中讲到，在学者对史禄国在华生活工作缺乏全面研究、未对史禄国中国学思想加以妥善还原的情况下，王传所做的工作意义重大。“如其所述，史禄国先摆脱变革中的家园之政治复杂性而成为‘自由鸟’，后在世事之‘局’的变动下，从‘自由鸟’变得更像‘蜗牛’。不过，我猜想，史禄国的生命历程并没有由此分成前后两段。王传以文字所绘制出的史禄国图像，令我想起‘性格组合’概念，延伸论之，这兴许意味着，承载自由鸟与蜗牛的‘双重身份’，是认真的人类学家的本分和宿命。”

12月21日，由上海三联书店和《书城》杂志主办的第十二期“三联｜书城读书会”在上海建投书局举行。围绕《自由鸟与蜗牛：史禄国在华的两重生命》，王传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军、海外中国学研究专家吴原元教授、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前院长张文建等学者，共同探讨了史禄国在华的生命历程与学术遗产。上海三联书店首席编辑、《自由鸟与蜗牛》的责任编辑匡志宏担任此次活动的主持人。

对谈现场

王传在分享中坦言，他的研究动机源于对这段学术空白的关注。王传指出，史禄国被遗忘的原因复杂，其著述多用英文发表且文风晦涩、资料散落全球、以及其作为流亡学者的边缘身份，共同导致了其学术声名的沉寂。

学术“自由鸟”史禄国的起飞之地

书名“自由鸟与蜗牛”隐喻了史禄国在华生涯的双重状态。前期在上海，他如自由鸟般活跃于国际化学术圈；后期辗转厦门、广州，最终定居北平，尤其在经历“云南调查风波”等学术争议后，他逐渐转向内敛，如蜗牛般退入相对封闭的个人学术世界，直至1939年病逝。

对谈学者特别聚焦于史禄国在上海（1922-1926）的岁月。马军研究员指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上海作为远东国际大都市，拥有发达的出版业（如商务印书馆、别发印书馆）、活跃的新闻界（如《字林西报》）以及由外侨和汉学家构成的独特学术生态（如亚洲文会），为史禄国这样的国际学者提供了难得的舞台。史禄国在此出版了多部关键著作，通过演讲、募捐筹款，开展田野调查，迅速建立了国际学术声誉，完成了从通古斯专家向更广阔中国研究领域的拓展。

王传强调，正是在上海期间，史禄国初步形成了关于中国民族“多元化与一体性”的系统思考。这一思想后来被其学生费孝通吸收与发展，最终凝练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著名理论，影响深远。

吴原元教授从“知识难民”与全球知识生产的角度分析认为，史禄国的生命历程是二十世纪上半叶国际政治动荡与学术跨国流动的缩影。他坚持用英文写作、研究转向与生存策略，都体现了流亡学者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复杂境遇与学术韧性。

学术的当代回响：从历史到现实

张文建教授结合自身在东北边疆的生活经历，表达了对史禄国通古斯田野工作的深切共鸣。他认为，王传的研究“拨开了层层的历史迷雾”，恢复了一段重要的学术记忆。

讨论最后升华至对人类学学科意义与学者命运的思考。马军研究员指出，现代基因研究证实了人类同源，而人类学的价值在于教导人们尊重文化的多样性，“不能把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强加于人”。学者们的努力，无论是史禄国当年的田野调查，还是王传今日的档案钩沉，其意义都在于增进理解、传承思想，在学术史的长河中留下坚实的印记。

《自由鸟与蜗牛：史禄国在华的两重生命》一书，不仅是对一位被遗忘学者的生平重建，更是对二十世纪初中外学术交流史、上海城市文化史以及中国现代学术奠基历程的一次深刻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