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建议适时适度提高个人养老金缴费额度

由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政府指导，《财经》杂志、财经网、《财经智库》主办的“《财经》年会2026：预测与战略 · 年度对话暨2025全球财富管理论坛”于12月18日至20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变局中的中国定力”。

12月1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在发言中建议，可以让有意愿、有能力进行更多养老储备的群体获得更充分激励。例如，个人养老金当前每年的缴存额是12000元，而这是延续2018年建立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的标准，到2026年就8年了，可以考虑适时适度提高个人养老金缴费额度，以更好地满足长期养老储备的实际需要，增强制度吸引力。

郑秉文还指出，北京城市副中心定位为“财富管理中心”，因此可以推动企业年金制度改革先行先试，促进企业年金与个人养老金相协同。同时，支持推出更多创新的养老产品。“如北京保障房中心等机构正在研发的创新型以房养老产品，希望副中心能在政策上予以支持，先行先试。”

以下为部分发言实录：

袁满：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按照大会议程，接下来我们将探讨养老问题。这个话题近年来已成为各界热议且具有时代紧迫性的议题。今天我们汇聚各方专家共同探讨。长寿带来的挑战亟待我们解决，如何实现有尊严的养老？首先，有请今天的主旨演讲嘉宾，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先生。

郑秉文：谢谢大会邀请。今天这个环节的主题是“谁为我们养老？”改革开放后我是1977年第一波参加高考的大学生，完整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从“政府来养老”、“计划生育好”，到现在提出“谁为我们养老”，我们经历了一个周期，这个问题极具现实意义。答案其实是现成的：如何养老？首先，我们建立了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历时约35年。这个由国家建立的制度服务于所有人养老，这就是“国家养老”。同时，国家建立了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又推出了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并已在全国推广。个人养老金和企业年金在英文中称为“private pensions”，即私人养老金，这就属于个人养老的家庭财富。公共养老金和私人养老金都是应对老龄化的社会财富储备。此外，我国于2000年建立了主权养老基金。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创新养老财富管理工具”，先回顾“十四五”期间的进展和成就，再看“十五五”养老保障体系改革的重点，最后谈谈“十五五”期间家庭养老财富管理工具的创新，特别是结合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的定位，探讨在此地——这个我理解为永久财富论坛的所在地——能做些什么。我为此做了一些功课，有些思考供当地领导参考。

首先讲第一个问题：“十四五”期间养老财富储备增长的四个特征。

2019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该规划设定了2022、2035、2050年三个阶段性目标，并开宗明义指出，这是指导中国到2050年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性、综合性文件。文件提出了五大举措，其中首要举措是首次明确提出“夯实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财富储备”。

什么是“社会财富储备”？这是一个重要命题。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又提出了“养老金融”概念。结合在一起，我个人理解，“社会财富储备”显然不是指非金融性的物理财富，这类财富在代际之间不易传承和保值，在老龄化预期下房产虽然可代际传承但难以保值，众所周知当前房地产市场已与五年前、十年前大不相同。因此，应对老龄化的社会财富储备必然是金融形态的，此其一。其二，它必须与国家的养老金体系绑定，因为养老金体系享有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对中国而言，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财富储备就是指“1+5-1”。“1”指中国的主权养老基金， “5”指世界银行扩展后的五支柱养老金体系，“-1”是指“零支柱”，是地方性的高龄补贴，这是财政转移支付。

五支柱包括：

零支柱：来自财政转移支付的普惠性养老津贴。在我国这主要是地方性的。它属于当期收支，无储备积累，严格来说，根据国际惯例，可不计入财富储备。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第二支柱：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第四支柱：无税收优惠支持的家庭金融安排，包括信托、基金、保险等。

因此，“1+5-1”即为主权养老基金加上五个支柱，再减去零支柱。这构成了中国特有的社会养老财富储备框架。美国、英国、德国没有第一个“1”，而中国不仅有一支主权养老基金，而且还有另一支主权财富基金，即中投公司（CIC）。主权养老基金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是25年前中央前瞻性的一个重要举措，惠及千秋万代。

“十四五”期间，“1+5-1”的社会财富总量从2019年的11.42万亿元增长到2024年的18.79万亿元，增长显著，这里暂不计入第四支柱，因为统计口径难以把握。具体看，主权养老基金从2.63万亿增至3.32万亿；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从6.29万亿增至8.72万亿；第二支柱从2.6万亿猛增至6.75万亿，增幅约170%，主要得益于2019年后职业年金的快速增长。第二支柱的快速增长对培育资本市场长期投资者、改善投资者结构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

第二个特征，在“十四五”期间完成了首次国资划转充实社保基金。“十五五”规划的《建议》决定将继续划转，意味着将有第二次划转。

第三个特征，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制度框架在“十四五”期间建立，在覆盖人数上取得超预期发展。目前据调研数据，开户人数已超1亿人，远超第二支柱的约7000万覆盖人数，形成了理想的“哑铃形”三支柱养老金结构，这体现了中国在追求共同富裕目标下的制度优势。

第四个特征，第四支柱进入系统集成阶段。一个重要标志是金融监管总局提出了“商业保险年金”概念，将其定义为具备养老属性、持有期五年以上的相关保险产品，目前的产品包括专属养老保险、养老年金、商业养老金、个人养老金产品等。我个人估算第四支柱总体规模应该大几千亿或接近万亿元。

接下来讲第二个问题：“十五五”养老保障体系改革的重点。

中央的“十五五”规划《建议》对很多养老保险领域提出了改革的部署，我择要与财富管理相关的几条：一是继续划转国资充实社保基金。全国社保基金作为主权养老基金是资本市场压舱石，继续划转和充实意义重大。

二是第一支柱完善和落实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并首次在中央全会层面提出“健全社会保险精算制度”，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精算平衡原则”，此次四中全会提出“健全社会保险精算制度”，升级到了“制度”建设层面。精算如同对养老制度进行“体检”，至关重要。我国人口结构快速变化，必须依靠建立精算制度进行长期预测和调整，这是一个国际惯例，也是一个重大改革举措。

三是大力发展第二、三支柱：“十五五”《建议》提出“加快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

四是《建议》提出“发挥各类商业保险的补充作用”，我理解这就是指大力发展第四支柱，是指没有税优政策支持的家庭金融制度安排，应对老龄化。

最后，我发言的第三个问题是讲讲“十五五”期间家庭养老财富管理工具的创新。

北京城市副中心定位为“财富管理中心”，我对此有三条具体建议：第一条建议，推动企业年金制度改革先行先试。

对此，我提出了几条改革建议，都在ppt上，我只是再次强调，企业年金应取消企业账户和单位缴费归属期：现行制度下，单位缴费进入企业账户并设定归属期，易导致裙带关系和分配不公，抑制职工的积极性。应借鉴住房公积金模式，单位缴费与个人缴费同步实时计入个人账户，确保公平透明，提升职工参与积极性。

此外，应推动年金化发放：鼓励退休时将企业/职业年金账户余额在保险公司转换为终身年金产品，以化解长寿风险，避免一次性领取后资金耗尽。

第二条建议，促进企业年金与个人养老金协同发展。利用北京第二支柱参与率高、大型国企集中的优势，通过B端带动C端，设计激励机制，提升个人养老金参与度和积累规模。

第三条建议，探索多元化“以房养老”模式。完善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该试点已逾十年，需借鉴香港、美国经验，研究提供政策担保机制，并改善微观法律环境，以激活市场。当前房地产市场调整期或是推动契机。

发展不动产信托：北京城市副中心已于今年4月落地全国首单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这对于有特殊需求家庭是重要创新。应呼吁完善相关税收政策，避免重复征税或税负过重，促进该业务发展。

支持创新产品：关注如北京保障房中心等机构正在研发的创新型以房养老产品，希望副中心能在政策上予以支持，先行先试。

我的发言到此结束，谢谢！

袁满：养老保障体系的发展非常依赖税收政策支持。除了现有的优惠，在商保年金或个人年金方面，还有哪些拓展税收优惠空间？请谈谈您的分析与建议。

郑秉文：谢谢提问。我几年前做过关于“税式支出”的相关研究。税收优惠本质上是政府的“税式支出”。与国际比较，中国有做得好的方面：老年人领取的所有基本养老金都是免征个人所得税，且享受多项社会优待。这在发达国家很少见，所以他们的养老金替代率有“毛”与“净”之分，而中国二者基本一致。

但也有待改进之处。

我认为应提高对第二、三支柱的税收支持力度，不应简单认为这会加剧贫富差距，因为随着覆盖面的不断扩大，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小。税收政策应让有意愿、有能力进行更多养老储备的群体获得更充分激励。例如，个人养老金当前每年12000元的缴费额度是2018年制订的标准，已经过了七、八年了，，如果从缴费率的角度看，比例已经大大降低了，应考虑适度提高，以更好地满足长期养老储备的实际需要。

总之，中国在养老税优政策上成效显著，也有继续完善的空间。我呼吁适时提高个人养老金缴费额度，以增强制度吸引力。

《财经》年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