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裂、割地、诞生本·拉登！也门的百年苦难，到底经历了什么？

也门，这片扼守红海与亚丁湾咽喉的土地，自古便是东西方贸易的关键节点，近代以来更因独特的地缘价值沦为帝国主义角逐的竞技场。

当奥斯曼帝国的势力逐渐衰退，新一轮的殖民瓜分暗流涌动，率先将贪婪目光投向这里的，还有早已蓄势待发的英国。

客观而言，那时大英帝国已在印度深耕殖民事业多年，觊觎也门良港亚丁已久。法国支持埃及独立，除对黎凡特地区抱有殖民领土诉求外，亦着眼于也门航线的控制权，同时可借此制衡英国在西亚地区的殖民扩张与影响力渗透，此举对法国而言可谓一举多得。

不过在这一历史阶段，英国无需采取离岸平衡策略，仅凭实力平推即可达成目标。

穆罕默德・阿里率领的埃及军队被击退至埃及后，奥斯曼帝国重新接管也门北部地区。而战略地位重要的亚丁港，成为英国的首要目标。

英国首先与萨那的伊玛目展开接触，试图通过威逼利诱获取亚丁控制权，但其诉求遭到宰德派的明确拒绝。

无奈之下，英国祭出了帝国主义惯用的侵略伎俩。

一艘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在途经亚丁湾时离奇沉没。

1839年1月18日，英国皇家海军以“阻止东印度公司船队遭阿拉伯海盗劫掠、保护大英帝国印度殖民地至亚丁湾航线安全”为由，大摇大摆驶入亚丁。

历史证明，帝国主义的侵略套路古今如一，这便是帝国扩张的本质。

此后，英国以亚丁殖民地为支点，利用也门本土的南北差异、部族矛盾与教派冲突，蓄意挑拨离间，其殖民势力逐步向也门腹地扩张。

归根结底，也门的宗族部落社会在全球性殖民帝国的分化瓦解与威逼利诱面前，终究不堪一击。在占领亚丁后的数十年间，英国凭借“友好条约”“保护条约”“顾问条约”这三项惯用手段，推行分而治之策略，逐步蚕食也门南部领土，先后吞并了三十余个部落领地，共同组成亚丁保护国。

1858年，法国外交官费迪南德・莱赛普成立苏伊士运河公司，运河工程于1859年至1869年间持续推进。为争夺印度洋经红海至地中海航线的巨大潜在利益，英、法两国罕见达成共识。1869年，由英、法、埃三方共同修建的苏伊士运河正式通航，新航线的开辟使亚丁港迅速崛起为世界第二大港。

与其他帝国主义殖民地类似，南也门在殖民统治下被动产生了一定的社会进步。需要明确的是，这并非为英国等帝国主义殖民者歌功颂德，而是在漫长的剥削过程中，客观上催生了一批服务于码头及各类基础产业的也门本土工人群体与劳动者。这并非唯生产力论，而是相较于僵化的宗族部落社会，具有相对的先进性。

这批被强行卷入近代化进程的群体，将在未来为这个古老而积贫积弱的国家带来一段短暂且未曾预想的发展道路。

在南也门发展的数十年间，也门北部山区部落在宰德派伊玛目老叶海亚的领导下，反抗奥斯曼当局的起义从未中断。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其对也门等阿拉伯附属国与殖民地人民的掠夺和压榨达到历史顶峰。

1882年、1896年、1902年、1904年、1910年，也门民众多次发动起义与游击战，使奥斯曼军队疲于应对。

苏丹派遣的平叛将领阿扎特帕夏在与宰德派游击队经历一场惨烈遭遇战后感慨：

“若帝国有一千名这样的也门勇士，我们便能征服全欧洲。”

1911年，行将就木的奥斯曼帝国被迫向宰德派伊玛目叶海亚让渡部分实权，双方签署《达安条约》，承认伊玛目在北部山区的自治权。

1914年，北也门的奥斯曼殖民当局与南也门的英国殖民当局签订也门南北分治条约。

同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奥斯曼帝国被动卷入战争，与英国等协约国正面交锋。尽管这个垂死的帝国曾短暂回光返照，在部分战线正面击退英军，但这一短暂胜利无法挽回其整体崩溃的命运。为帝国带来最后一丝荣光的年轻人是穆斯塔法・凯末尔。

英国给予奥斯曼帝国最后一击。第一次世界大战虽未实现全球秩序的彻底洗牌，但在局部区域彻底改变了中东格局，奥斯曼帝国的殖民统治走向终结，也门迎来独立契机。独立后的北也门成立穆塔瓦基利亚王国，成为阿拉伯世界首个摆脱殖民统治、宣布独立的国家。

需要指出的是，奥斯曼帝国对北也门的第二次统治期间，尽管横征暴敛较以往更甚，但部分经受过坦齐马特运动洗礼的殖民官僚，仍将一些西式现代化技术、科技及基础产业引入北也门。在萨那、塔达等城市，一批世俗化现代学校得以建立，现代农业、现代工业基础，以及医院、邮局、电力、交通系统、司法体系等社会保障设施逐步搭建完成。

在某种程度上，与南也门类似，帝国主义殖民浪潮也将北也门拉入近代国际体系之中。至此，现代南北也门的雏形正式形成。然而，当北也门人民摆脱数世纪的殖民枷锁展望未来时，并未意识到即将迎来又一次历史的回溯。

百年苦难轮回，其起点始于也门民族英雄、宰德派领袖伊玛目叶海亚（注：此处叶海亚为前文提及叶海亚之子，阿拉伯世界人名重复率高，特此说明）。

前任伊玛目去世后，小叶海亚接过反抗大旗，并恰逢奥斯曼帝国覆灭的历史契机。

但“屠龙者终成恶龙”的转变极为迅速：1918年11月14日，奥斯曼帝国灭亡的消息传至也门，三天后，伊玛目叶海亚便前往萨那会见北也门部落首领，并高规格接待前奥斯曼殖民政府的政要、学者及大批官僚，实际上继承了也门殖民总督的权力。

被叶海亚重新收编的奥斯曼官僚体系，协助这位昔日反抗领袖，在人民用苦难换来的发展与社会基础之上，构建起一套新的政教合一封建专制体制。

进步的火苗刚刚燃起，便被他亲手掐灭。叶海亚以“维护纯正信仰”为由，从精神与物理层面将北也门与外部世界彻底隔绝，奉行闭关锁国政策。

他身兼国王、宗教领袖与大法官数职，推行类似“焚书坑儒”的举措。在其统治期间，也门年轻人被严格禁止出国求学，凡出国者回国后即被投入监狱，而这些监狱正是奥斯曼时期建立的学校，其专制程度就连马西埃也自叹不如。

稳固统治后，叶海亚颁布的第一道政令便是禁止携带武器进入首都萨那，摩卡、塔伊兹等城市，这些城市相继被纳入其封建威权统治之下。

1919年，英国吞并整个也门的野心未死，殖民当局派遣使团与叶海亚国王展开多轮谈判，并蓄意挑拨离间，教唆部分反对叶海亚统治的部落脱离穆塔瓦基利亚王国。这一行为彻底激怒了叶海亚及也门各部落，反抗矛头从专制国王转向英国殖民当局。

1923年，北也门出兵收复部分被占领土。英国见强硬手段无效，转而准备采取怀柔政策。与此同时，刚刚在埃塞俄比亚站稳脚跟的意大利人，也有北上染指阿拉伯半岛的企图。

1926年，英国殖民当局代表团再次访问萨那，极力试图修复与北也门的关系，但叶海亚国王态度依旧强硬，坚持要求英国放弃对南也门的全部领土控制权，声称南方地区自古以来便是也门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漫长的谈判无果而终，英国代表团甚至遭到宰德派人士的羞辱。眼见北也门软硬不吃，英国再度露出强盗嘴脸，新一轮武力打压蓄势待发。

1928年6月21日，英国殖民当局战机对北也门多个城镇与村庄发动大规模轰炸，无数无辜平民（包括妇女与儿童）伤亡。

轰炸过后，英国从亚丁、肯尼亚及波斯湾沿岸调集殖民军队与督战队，在炮火掩护下向北方发动大规模进攻。由于双方实力悬殊，叶海亚国王被迫放弃大片南部城镇与土地。

与此同时，在与沙特接壤的北部边境，刚刚统一沙特并登基为王的伊本・沙特（帝国主义的盟友）见风使舵，借边境纠纷与北也门爆发战争。尽管宰德派武装战斗意志远超沙特军队，但沙特国土广袤，且获得英国大量经济与军事援助。

1934年，双方在激战过后签订《塔伊夫条约》，也门将阿西尔、吉赞、奈季兰地区割让给沙特，生活在这些地区的也门人也随之成为沙特国民。

动荡战乱之中，后世无数也门人北上前往沙特谋生，直接导致沙特与也门接壤的边境地区成为人口密度最高的区域。值得一提的是，吉赞后来发展成为沙特阿拉伯最大的港口，而这些也门移民的后代中，出现了一位通过一系列极端行为影响世界的人物——本・拉登。

沙特得手后，英国重新与焦头烂额的叶海亚伊玛目接触，双方签订为期40年的《英也友好互助条约》（即《萨那条约》）。英国承认也门独立，叶海亚则承认英国对南也门的实际控制，双方同意暂缓解决边界问题。也门由此正式分裂为南北两个部分。

至此，也门内生性抵抗的历史脉络已清晰呈现。本篇也门通史的叙述中，对也门本国的提及较少，更多聚焦于英、法等历史帝国。事实上，在客观看待第三世界小国的历史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并非世界上所有国家都能掌控自身命运。

然而，一些人在感慨马孔多式的悲剧时，往往将其归因于小国寡民在弱肉强食国际环境中的艰难生存，或归咎于这些国家思想保守落后、缺乏进步土壤。

但实际上，看待殖民与后殖民问题，我们需关注两点：

第一，旧殖民的“硬刀子”，即军事霸权；

第二，新殖民的“软刀子”，即经济、文娱、艺术、传媒、意识形态等结构性霸权。

无论是霸权的形成，还是落后局面的产生，都非一蹴而就，而某些落后性与保守性的形成亦有其历史根源。

傲慢的国际舆论常常以“人文关怀”之名，教导他国何为“进步土壤”，却对殖民与后殖民时期列强将刀架在他国脖子上的历史避而不谈，对无敌舰队的辉煌与金丝雀码头的繁华之下埋藏的无数无辜者鲜血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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