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0月21日的巴黎夜色微凉,塞纳河面反射着灯火,美国驻法大使馆的一辆深色雪佛兰在中国使馆门前停下,司机没有熄火。车里,沃尔特斯捏着一张便笺反复端详——这张纸上写着一句再简单不过的话:“争取一次顺风的谈话”。短短几个字,却关乎两国此后数年的走向。
他很清楚,自己即将面对的是黄镇。此前四次接触,话题总是以尴尬收尾:柏林墙、越南、甚至联合国席位,每一项都足够让空气瞬间冻结。今夜他赌的是第五次。门开了,黄镇迎上前,先伸手寒暄,声音平稳得像河面:“大使先生,巴黎的风比去年更冷吧?”沃尔特斯顺势笑道:“但愿谈话能让室温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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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暄之后,真正的目的被抛出。“总统有一桩小小心愿。”沃尔特斯把语速放慢,“还请贵国体谅,将约翰·唐奈与理查德·费克图提前释放。”对话只持续了十几秒,却像投石入水激起涟漪。黄镇端起茶盏,停顿片刻:“二人改造表现良好,释放问题可商。”这一句暗示足够解除华盛顿的顾虑,也为之后的破冰奠定了基调。
唐奈与费克图名字并不陌生。时间拨回1952年6月,长白山腹地白雪皑皑。一只印着英文编号的帆布包掉在猎户脚下,几束信号灯在夜色里若隐若现。吉林军分区闻讯而动,循迹摸到一处临时无线电点,短促交火后缴获多部加密电台以及两名外国人,他们正是中情局派来的唐奈与费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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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网后,两人坚称自己是“迷航民航机组”。这一套说辞在反复讯问面前支离破碎。1954年,北京高级人民法院以间谍罪判处每人二十年徒刑。宣判那天,美方通过瑞士驻北京使馆递交抗议照会,指责“证据不足”。中国方面随即公开案卷,列出空投物资清单、电台频率、加密手册编号,一一对应,美方找不到更多话柄。
判决生效,可争议并未止息。1955年,中美在日内瓦开启大使级会谈,英国作为中间人出面斡旋。中国释放首批被俘的美方飞行员,换来的却是对方在台湾海峡问题上的进攻性表态,场面僵持。直到1964年,会谈因越战扩大而中断。唐奈、费克图仍在劳改农场日复一日耕作、学习、写检讨,生活清苦却无体罚,这在后来公开的探视记录中得到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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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1月,尼克松入主白宫,越战泥潭令他迫切需要战略松绑。“要想摆脱莫斯科的牵制,就不能无视北京。”基辛格的报告如此写道。于是“乒乓外交”在1971年4月上演,九枚小小的白色塑料球把中美墙面敲出裂缝。同年7月,基辛格秘密抵达北京,行李中夹带的一份备忘录把两名间谍的名字再次推到台前:若想让总统踏上中国土地,这颗钉子必须先被拔掉。
1972年2月21日清晨,尼克松走下空军一号。机场贵宾室里,他先向周总理递上一张亲笔签名的老照片——1945年重庆谈判时拍摄。周恩来接过,淡淡一笑,随后话锋一转:“唐奈、费克图的释放程序已在走。”这句话是对巴黎会晤承诺的兑现,也是对“求同存异”四字的最好注解。
1973年3月14日,唐奈拄着拐杖踏上香港启德机场跑道,身边是已于前年获释的费克图。等待他们的是中情局联络官。随行医生向媒体确认:两人身体状况良好,无骨折、无内伤,只是轻度关节炎。次日,美联社以“十九年后回家”为题大篇幅报道,却不得不附上一段事实说明:两人在押期间接受文化学习、从事农业劳动,“未遭虐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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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后,唐奈进入哈佛肯尼迪学院进修法律,后来在新泽西州担任社区法律顾问;费克图则选择低调,领一份中情局养老金,偶尔受邀在学院讲授冷战情报史。2006年,CIA解密的一份评估文书披露,两人对昔日敌方改造方式“印象复杂而不乏尊重”,该文一度在学界引发另类“俘虏再社会化”讨论。
至此,横跨二十余年的“美国间谍案”才算写上句点。两名特工的人生被裹挟进大国博弈,从阴雪长白山到灯火华盛顿,轨迹跌宕。尼克松访华能够顺利成行,唐奈与费克图只是拼图里的一角,却足以说明:在国家利益面前,个人筹码的分量,往往取决于谈判桌上那块天平的指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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