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官非吏，以邬思道为代表，明清两朝衙门里最不能得罪的人

明清两朝有句话叫“无绍不成衙“。

衙门里，要是你问哪个角色最不能得罪，大概率不是站在堂前断案的知县老爷，而是躲在屏风后提笔拟稿、低头算账的师爷。

尤其是那些一口绍兴口音的师爷，更是各路官员倚重的“左膀右臂”。

民间流传的“无绍不成衙”这句话，可不是随便说说——从京城的六部衙门，到地方的州县官署，几乎都能看到绍兴人的身影。

他们非官非吏，却手握文案、刑名、钱谷等核心权力，悄悄影响着一方治理。

今天，我们聊聊这群“幕后操盘手”的兴衰往事。

明清时期的绍兴府，地盘比现在大多了，包括现在的绍兴、萧山、上虞、余姚、诸暨等地，但相对于这里密集的人口，这里是典型的“人多地少”。

史料记载，清代绍兴府人均耕地不足一亩，光靠种地根本养不活一家人。

但偏偏这里的“耕读传家”传统比别处都浓，家家户户都信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当地的私塾密度远超全国平均水平，就连普通农户，也会拼尽全力供孩子读书，盼着能通过科举出人头地。

可科举这条路比现在的高考难多了。

清代全国乡试录取率不足3%，到了会试更是“千里挑一”。

大量绍兴读书人寒窗苦读十几年，最终还是落第。

总不能守着几亩薄田饿肚子吧？

这些落第书生，肚子里装着经史子集，又熟悉典章制度，最适合的谋生路，就是去当官员的“参谋人员”——也就是师爷。

而绍兴师爷的崛起，还得靠明清时期的“幕府制度”给机会。

那时候的官员，大多是科举出身，擅长写八股文、讲经义，但处理地方实务却是“门外汉”。

比如一个知县，要管司法审判、征收赋税、编写户籍、应对上级检查，这些活儿没点专业能力根本扛不下来。

朝廷又不给官员配足够的下属，所以官员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自己掏钱聘请师爷，帮自己处理这些实务。

这就给绍兴书生们提供了海量的就业岗位。

不过，一开始师爷群体鱼龙混杂，各地读书人都有，绍兴人也只是其中一员。

真正让绍兴师爷站稳脚跟的，是他们的“专业能力”和“同乡帮带”。

明代中后期，绍兴师爷就开始崭露头角，最有名的就是徐渭——也就是大名鼎鼎的文学家、书画家徐文长。

史料记载，徐渭曾担任浙直总督胡宗宪的幕友，当时东南沿海倭寇作乱，胡宗宪奉命抗倭，很多关键谋划都出自徐渭之手。

戚继光就是被徐渭慧眼识珠发现的。

据说有一次，胡宗宪想招抚倭寇首领汪直，又怕朝廷降罪，拿不定主意。

徐渭帮他拟了一份奏折，既说明了招抚的必要性，又巧妙地规避了“通敌”的嫌疑，还顺便捧了嘉靖皇帝一把，让皇帝龙颜大悦，批准了招抚计划。

这件事让徐渭名声大噪，也让“绍兴师爷有谋略”的印象，深深印在了官员们的心里。

不过这时候，绍兴师爷还没形成规模，只是个别精英的“个人秀”。

绍兴师爷真正“成团出道”，是在明末清初。

清朝建立后，要快速稳定全国秩序，地方行政事务激增，官员对师爷的需求也跟着暴涨。

这时候，绍兴人的“同乡帮带”体系发挥了大作用。

资深师爷出师后，会主动向自己效力的官员推荐同乡晚辈；老乡之间互相照应，新人刚入行，有前辈带教，快速掌握刑名、钱谷的实务技巧；而官员们发现，用过一个绍兴师爷后，再找同籍的师爷，沟通更顺畅，专业能力也有保障。

久而久之，绍兴师爷就形成了“垄断优势”。

到了清代康乾时期，绍兴师爷彻底迎来鼎盛期，“无绍不成衙”的说法传遍全国。

史料记载，当时全国州县官署中，绍兴师爷占比超过七成，就连军机处、吏部、户部这些中央衙门，也有大量绍兴师爷任职。

他们分工明确，有专门管司法的“刑名师爷”、管赋税的“钱谷师爷”、管文书的“书启师爷”、管谋划的“参谋师爷”，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幕友体系”。

能长期占据垄断地位，绍兴师爷的“专业素养”可不是吹的。

就说刑名师爷，要熟练掌握《大清律例》，还要懂地方风俗、会勘察现场、能辨别证据。

清代文人李伯元在《官场现形记》里，就写过一个绍兴刑名师爷的故事：

有个知县审理一桩盗窃案，嫌疑人拒不认罪，知县束手无策。

师爷仔细查看卷宗后，发现嫌疑人的供词里有一处漏洞，又让人去现场重新勘察，找到关键证据，最终让嫌疑人认罪伏法。

这个故事虽然是小说，但也反映了绍兴师爷的专业能力。

而钱谷师爷的本事，更是官员的“生命线”。

清代赋税制度复杂，不同地区的田赋、丁税、杂税五花八门，要是算错了，不仅会被上级问责，还可能引发民怨。

绍兴师爷大多从小接触财务核算，又经过专门的幕业训练，能精准核算赋税，还能帮官员规划“增收节支”的办法，甚至能巧妙应对上级的摊派任务。

有个史料记载，乾隆年间，江南一个知县上任时，当地赋税混乱，积欠了大量税款。

他聘请了一个绍兴钱谷师爷，师爷用了三个月时间，理清了所有账目，还制定了合理的征收方案，不仅收回了积欠税款，还没引发民怨，知县也因此得到了升迁。

在众多绍兴师爷中，有两个人不得不提，一个是“幕道宗师”汪辉祖，另一个是民间传说中的邬思道。

汪辉祖是绍兴萧山人，从事幕业三十多年，先后在十几个官员手下当师爷，全靠过硬的本事和操守。

他著有《佐治药言》《学治臆说》两本书，堪称师爷的“职业教科书”。

在《佐治药言》里，他详细讲解了师爷的职业准则，比如“不贪赃枉法”“不干预地方事务”“要帮官员造福百姓”。

史料记载，汪辉祖当刑名师爷时，有一次审理一桩通奸案，按照律例，女方要被判处重刑。

但汪辉祖仔细核查后，发现女方是被胁迫的，而且有悔改之意。他主动向官员说明情况，最终帮女方减轻了刑罚。

还有一次，一个官员想虚报赋税来讨好上级，汪辉祖坚决反对，还耐心劝说官员：“虚报赋税会让百姓受苦，最终会引发民怨，反而害了自己。”

官员听了他的话，放弃了这个想法。

汪辉祖的这些事迹，让他成为绍兴师爷的“标杆”，很多师爷都以他为榜样。

而邬思道则是绍兴师爷中的“传奇人物”。

民间传说中，他是河南巡抚田文镜的师爷，帮田文镜谋划了很多事情，最有名的就是“替田文镜写奏折弹劾隆科多”。

隆科多是雍正帝的舅舅，权倾朝野，很多官员都不敢得罪。

邬思道看透了雍正帝想除掉隆科多的心思，帮田文镜拟了一份奏折，列举了隆科多的罪状，字字切中要害。

雍正帝看了奏折后，非常高兴，田文镜也因此得到了重用。

不过要说明的是，邬思道的很多事迹都是民间演绎的，史料中关于他的记载很少，但这也从侧面反映了绍兴师爷在民间的影响力。

盛极必衰，绍兴师爷也会落寞。

1901年，清末新政启动，清政府开始改革地方行政制度，设立了巡警道、劝业道等新式机构，引入了现代行政管理制度。

原来由师爷负责的刑名、钱谷事务，被法政学堂毕业的专业法律人员、政府任命的行政人员取代。

比如原来的刑名师爷，被新式法院的法官、检察官取代；钱谷师爷被财政局的官员取代，师爷的核心职能被一步步削弱。

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这对绍兴师爷来说是“致命一击”。

科举制度是绍兴师爷的“人才来源地”，大量落第书生是师爷的后备力量。

科举废除后，新式学堂开始培养具备现代法律、经济、行政知识的人才，这些人才逐渐进入地方行政体系，成为新的治理核心。

而绍兴师爷的人才来源，也彻底枯竭了。

更重要的是，民国建立后，现代官僚制度确立，地方行政人员改为政府统一任命的公务员，官员不再允许私人聘请幕友。

师爷作为“官员私人佐理人员”的生存空间，被彻底压缩。除此之外，绍兴师爷自身的封闭性也加速了他们的衰落。

长期以来，绍兴师爷依赖同乡帮带网络，形成了“排外”的小圈子，不愿意接纳外地人才。

而且他们只熟悉传统的封建行政实务，对近代西方法律、经济制度缺乏了解，无法适应时代的变化。

民国初年，最后一批绍兴师爷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有史料记载，民国三年（1914年），浙江某县还有一位80多岁的绍兴老师爷，帮知县处理文案，这是史料中关于绍兴师爷的最后记载。

随着这位老师爷的退休，延续了三百多年的绍兴师爷群体，彻底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沧海桑田，回望绍兴师爷的兴衰。

他们不是官员，却影响着一方百姓的生计；他们没有功名，却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独特的印记。

“无绍不成衙”的说法早已远去，但绍兴师爷的故事，依然值得我们细细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