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州检察官为儿子强奸未成年做无罪辩护：“大义灭亲”的现实冲突

2025年12月19日，湖南永州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法庭内，一场持续四个半小时的庭审成为舆论焦点。曾担任蓝山县检察院副检察长的刘志军，以辩护人身份为涉嫌强奸两名未满14周岁幼女的儿子刘某赟作无罪辩护。这场“父亲-儿子”“检察官-罪犯”的双重身份叠加，将传统伦理与现代法治的冲突推至前台。

法庭上最刺眼的，是辩护人席上那道曾在检察系统深耕三十余年的身影。刘志军的每一次发言，都在两种身份间挣扎：他熟练运用检察官生涯积累的证据审查技巧，以“询问未成年被害人未全程录音录像”“被害人年龄存疑”“体貌特征描述矛盾”等23项证据瑕疵展开攻防；但当提到“我儿子只是一时糊涂”时，声音里的颤抖又暴露了作为父亲的真实情感。

这种撕裂感让法庭陷入伦理尴尬：我们究竟是在审判犯罪嫌疑人，还是在审视一位父亲的选择？刘志军的“专业救子”行为，是否构成对职业伦理的背叛？是否在利用公共权力资源为私人利益服务？

案件中更令人不安的，是职业身份与犯罪行为的共谋。28岁的刘某赟作为乡镇卫生院医生，利用白大褂构建的信任感实施犯罪，这种利用职业信任突破边界的行为，社会危害性远超过一般强奸。

法庭出示的证据揭示了令人痛心的后果：两名幼女因遭受性侵害，出现“抑郁状态”“自伤行为”“被迫转学”等严重心理创伤。

更具争议的是刘志军的检察官身份所带来的隐性影响。尽管他并非本案原办案人员，尽管法律未禁止检察官为亲属辩护，但检察官身份代表的司法系统关系网络、对程序的熟悉程度，都可能构成隐性权力场域。这种“场域效应”是否会影响法庭的中立性？

二审法院将刑期从八年减至六年的判决，虽未直接关联辩护策略，但“未使用暴力”“未造成严重后果”的改判理由，与辩护方强调的“证据瑕疵”形成呼应。这引发质疑：所谓“未造成严重后果”，是否忽视了未成年人的长期心理创伤？所谓“未使用暴力”，是否低估了利用职业信任犯罪的主观恶性？

永州案件折射出现行司法制度的一些漏洞。首先是回避制度的局限性：跨县审理无法消解伦理风险，非职务行为的身份切割难以消除疑虑。当司法人员面对曾是“同行”的辩护人时，职业默契与人情因素是否会影响判断？

更触目惊心的是精神损害赔偿的严重不足。286.24元的赔偿金额，仅够购买三盒消炎药，与受害者的巨大心理创伤形成荒诞对比。这种“身体损伤即医疗票据”的赔偿逻辑，本质上是将未成年人的精神创伤排除在司法救济之外。现行法律对精神损害赔偿规定过于原则化，缺乏具体量化标准，导致司法实践中常以“无明确依据”为由压缩赔偿。

案件也暴露了我们在未成年人保护、司法伦理建设等方面的不足：

首先，必须建立未成年人精神损害赔偿量化标准，将心理评估报告、转学记录、长期治疗费用等纳入赔偿范围，明确最低限额。对利用职业身份实施的性侵害，应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让犯罪成本匹配“终生恐惧”的代价。

其次，完善司法伦理规范体系，对公职司法人员的辩护行为进行更严格限制，建立跨区域案件的伦理审查机制，防止隐性权力场域形成。

最后，强化对利用职业身份犯罪的打击力度，在刑法中增设“利用职业便利实施性侵罪”，提高法定刑幅度，体现对职业背叛行为的零容忍。

真正的司法公正，永远建立在“法律面前无特权”的基石之上。永州案件或许会淡出公众视野，但它留给我们的思考不应停止。保护每一个未成年人的安全与尊严，不仅是法律责任，更是文明社会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