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聂荣臻接见李默庵，问大陆有多少同学活着？李默庵：15位

1924年初夏，珠江边的黄埔岛上旗帜飘扬，新生连队在操场上跑步报数，汗水顺着军装滴落，不少学员悄悄打量那位负责《战术要义》讲解的青年教官——聂荣臻。当时谁也想不到，六十六年后，他会与台海彼岸的一名学员再度握手。

黄埔一期共四期学制八个月，早饭前行军十公里，熄灯前背诵《孙子兵法》，学员们彼此称“同窗”，却也以“铁血”自许。其中就包括号称“急先锋”的李默庵，他擅长刺杀、投弹，尚未毕业便随周恩来在校内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那段经历，成为他后来描述自己“走过两条岔路口”时最常提到的节点。

北伐、抗战、解放战争——三次大潮冲刷，一期同学们被历史裹挟各奔东西。聂荣臻在晋察冀边区坚持敌后游击；李默庵则奉命驻守浙赣线，拼尽全力抵挡日军装甲的南下。1943年的常德会战后，双方甚至通过旧日同学打听彼此近况，但始终隔着硝烟，没有机会坐下说一句“老聂，你还好吧”。

1949年天安门礼炮轰鸣，黄埔一期同学的名字却在两份名单里出现：一份是人民解放军授衔筹备表，另一份是迁往台北的军官人事册。李默庵被列在第二份。从那年起，他与大陆之间隔着海峡，也隔着愈发厚重的政治疑云。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告台湾同胞书公开发表，沉寂多年的同学录开始在海峡两岸悄然传阅。黄埔一期在世者不足百人，每增加一条“讣告”，红蓝两色铅笔在名册上做一次勾划，空白越来越多。聂荣臻指着名册对秘书说：“要抓紧把活着的同学找回来，尽量让他们都能说句‘黄埔同学’。”

1990年4月，北京的柳树刚发芽，90岁的聂荣臻收到一封来自台北的电报：“学生李默庵，谨遵师命，愿返大陆。”字数不多，却让老人握着电报良久没说话。工作人员只听到他低声自语：“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五月底，李默庵抵京。接站的汽车刚停稳，他推开车门就看见人民大会堂前那面巨幅国旗，停顿几秒后敬了一个标准军礼。聂荣臻在西山寓所等候，见面第一句话并非寒暄，而是微微抬头问：“黄埔一期，留在大陆的，还剩几人？”语气平静，却带着难以掩饰的期待。

李默庵略作计算回答：“十五位，还能互通消息的只有十一位。”他说这句话时放慢了语速，像在给自己和老师留出一点心理缓冲。屋内沉默半分钟，聂荣臻轻轻点头，拿过记录簿，把数字写在黄埔一期名单的空白处。

随后话题转到统一大业。聂荣臻直截了当：“你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台湾工作。”这句话言简意赅，没有鼓动式口号，更像课堂点名后的简短布置。李默庵应声：“谨记。”两个字，音量不高，却透出难得的笃定。

临别前，聂荣臻取出一本《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修订本赠给学生。扉页写着八个字：“同窗有情，国事为重。”字迹遒劲，墨香未干。李默庵翻到书末看到附录——那是一份牺牲将士名单，其中几位正是昔日同桌。纸上黑字映着他鬓间白发，目光停顿良久，随后合上书，立正敬礼，没有多言。

返回台湾后，李默庵迅速行动：重启黄埔同学通讯站，联络散居北美与东南亚的老同学，请他们共同签署《倡议书》，呼吁两岸“先由校友情感破冰，再为民族大义尽责”。有意思的是，他在信中刻意避免使用政治术语，把“统一”替换为“团圆”，称海峡为“渡口”。这种表述虽显婉转，却更易被同窗接受。

一年内，通讯站收到九十七封回信，三十余位原在沉默者首度表态支持和平进程。李默庵把信件影印一份送往北京，秘书统计后回电：“聂帅握信良久，未语先笑。”字数仍不多，却透出老人对学生交出的“功课”颇为满意。

遗憾的是，聂荣臻1992年便因病住院，次年离世。病榻前，他让护理员把那本记着“十五位”数字的名册放在枕边，叮嘱：“留给后来人，别让历史断线。”这是他作为教官留下的最后课堂笔记，也是一位老兵对未竟事业的托付。

此后十多年，李默庵持续推进“黄埔同学会”向两岸交流平台转型。2006年，他在台北养病期间获悉大陆方面又找到两位在世的一期学员，连夜写信致意：“幸存者多一天，校友录就多一分温度。”几个月后，他因病去世，信未寄出，由家属转交北京。信的页脚仍然写着那八个字——同窗有情，国事为重。

数字终将归零，人名终会淡去，黄埔一期的档案盒却依旧在国家档案馆的恒温库房存放。封皮上贴着1980年代补订的标签：“重要史料，永久保存”。这短短八个字，不仅记录了一个班级的命运，更提醒后来研究者：两岸关系的历史脉络，从不只是大写的宏大叙事，也藏在一张老同学名单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