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盘龙城遗址不是“商早期南宫”

——对当前考古定性方向与叠代方法的系统性反思

作者｜翁卫和（体系研究）

一、问题不是“年代早晚”，而是文明归属的根本误判

在当代中国考古叙事中，盘龙城遗址长期被界定为“商代早期南方据点”“商王朝的南宫体系”。这一判断，看似稳固，实则存在方法论层面的系统性错误：

它并非源于盘龙城自身的文明结构分析，

而是被动地、事后地，被嵌入“夏—商—周”中原单线叙事。

换言之，盘龙城并非“被证明是商”，而是“被安排成商”。

二、盘龙城不具备任何“商方国—殷王朝”的核心标志

如果盘龙城真是商王朝体系的一部分，那么至少应当在以下几个层面出现可验证的

商 / 殷王朝核心要素

盘龙城表现

商族祖源与王权谱系

❌ 无

殷式宗庙与王族墓葬

❌ 无

商系青铜礼器组合

❌ 不成立

商文字 / 族徽系统

❌ 缺失

殷王权主导的区域控制逻辑

❌ 不匹配

盘龙城出土的青铜器形制、工艺路径、礼制逻辑，与殷墟体系并不构成严格传承链；

更关键的是——盘龙城缺乏“商—殷王朝国家行为”的痕迹。

因此，把它定义为“商的南宫”，并非证据结论，而是叙事需要。

三、盘龙城真正对应的历史坐标：尧舜体系中的“翼州平阳”

回到文献系统，盘龙城的历史位置反而异常清晰。

在上古文献中，唐尧活动的核心区域，并不局限于后世想象的“中原狭义核心”，而是一个横跨黄河—汉水—长江中游的早期王权网络。

在这一体系中：

• 翼州：并非后世行政州名，而是尧政权的重要区域标识

• 平阳：不是单一城址，而是“王权—礼制—天文—祭祀”综合中心

从文明结构看，盘龙城恰恰符合这一特征：

1. 城址形态更接近早期王权驻地，而非成熟王朝都邑

2. 礼器系统呈现“前王朝—前文字”的过渡形态

3. 区位功能位于长江—汉水枢纽，符合尧舜时期“天下共主”的交通与治理逻辑

盘龙城，更像是尧时代王权体系中的“南部枢轴”，

而不是商汤建立殷王朝之后的地方行政点。

四、“夷夏东西”不是族群标签，而是文明空间结构

长期以来，“夷夏东西”被误读为“文化高低”或“民族对立”。

但结合文献与考古，真正合理的理解应是：

长江以北 —— 东夷势力圈

长江以南 —— 西夏（早夏 / 尧舜—禹体系）势力圈

这一判断，并非主观推演，而是与现代考古发现高度吻合：

• 长江中游（盘龙城、石家河体系）：

→ 早期礼制、城址与王权形态明显早于殷系

• 黄河中下游（后期殷墟体系）：

→ 显示的是商汤革夏之后形成的全新王朝结构

也就是说：

不是盘龙城“像商”，

而是商晚期文明吸收、继承并重组了更早的夏—尧舜体系遗产。

五、当代考古的方向性问题：“先有王朝框架，再找遗址归属”

当前盘龙城定性的根本问题，在于三点：

1. 以朝代名义替代文明结构分析

2. 用中原晚期王朝标准，倒套早期文明遗址

3. 忽视长江流域在夏之前已存在成熟王权体系

这正是翁卫和研究反复指出的核心误区：

中国早期文明不是“从无到有、从部落到王朝”，

而是早期即存在“天下共主式王权”，

后来才分化为夏、殷、周等不同政治形态。

在这一框架下，盘龙城的真实位置应当被重新表述为：

尧—舜—禹早期王权体系中的关键节点，

而非商王朝的地方分支。

结语：

若盘龙城被继续错误地安放在“商早期”之下，

我们失去的不是一个遗址的真相，

而是理解中国文明真实起点的关键钥匙。

盘龙城不是“商的南宫”，

它是更早的王权文明留下的坐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