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帝死后口袋里只剩一块钱，留下的唯一一本书却引发十年血战，护士妻子为争版权把编辑告上法庭，最后的赢家结局让人唏嘘

01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七日的那个凌晨，北京的秋风刮得人脸生疼。

在人民医院的病房里，爱新觉罗溥仪躺在病床上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这位把中国近代史折腾了个遍的末代皇帝，临走的时候想喝口药汤都没喝上，口袋里更是穷得叮当响，只剩下了一块钱。

但他前脚刚走，后脚就给活人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烂摊子，那本看起来普普通通的回忆录，竟然在十几年后引发了一场惊动京城的十年官司，把人性里那点算计照得清清楚楚。

这事儿还得从一九六二年说起，那年溥仪刚被特赦回来没几年，头上顶着个政协文史资料专员的头衔，看着挺光鲜，其实日子过得也就那样。

组织上觉得他一个人过得太凄凉，就张罗着给他介绍个对象，这也就是李淑贤进门的缘由。

李淑贤那年三十七岁，是个在医院上班的护士，之前离过两次婚，也是个苦命人。

两人刚见面那会儿，溥仪穿得整整齐齐，像个刚进城的小伙子一样局促，又是倒茶又是让座，那股子客气劲儿让李淑贤觉得这人还挺实在。

那时候的人结婚没那么多花花肠子，李淑贤觉得嫁给这人虽然没什么大富大贵，但好歹是个依靠，毕竟溥仪有工资，还有国家照顾，这日子总能凑合着过下去。

一九六二年四月三十日，两人就把事儿给办了。

可这新婚的喜气劲儿还没过，李淑贤就发现不对劲了。

这大晚上的，溥仪不睡觉，就捧着书看，看着看着就睡着了，压根没碰她一下，开头几天李淑贤还以为他是累了，或者是读书人的怪癖，可连着半个月都这样，这谁受得了。

李淑贤是护士出身，懂点医理，稍微一打听一观察，心里就跟明镜似的，这就回过味儿来了。

原来溥仪身体有大毛病，早在宫里当皇帝那会儿，就被那些太监宫女给折腾坏了，身体早就亏空得不成样子，根本就不能过正常的夫妻生活。

这下子李淑贤可就炸了锅，觉得自己这是掉坑里了，这不是明摆着骗婚嘛。

她那脾气也是个直筒子，直接就嚷嚷着要离婚，这事儿闹得动静挺大，连周恩来总理都给惊动了。

总理专门请他俩吃饭，语重心长地劝李淑贤，说你们虽然没有孩子，但全中国的孩子都是你们的孩子，他和邓大姐不也没孩子嘛，就当是保卫这个末代皇帝了。

总理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李淑贤这婚是离不成了，只能把牙打碎了往肚子里咽。

从那以后，李淑贤就在这日子里熬着，守着个不能人道的丈夫，还得天天伺候他吃药打针，还要听他那个唠叨劲儿，这心里的苦水只有她自己知道。

但溥仪对她是真好，那种好是带有讨好性质的，生怕老婆跑了，去政协开会，发了两块饼干，溥仪都舍不得吃，揣兜里带回来给李淑贤。

这种日子过了五年，直到一九六七年溥仪因为肾癌去世，这五年的婚姻生活，就像一碗夹生的米饭，咽下去那是真硌嗓子。

02

溥仪一走，李淑贤的天就塌了一半，倒不是因为感情深得活不下去，是因为生活来源断了。

溥仪生前的工资不错，每个月有一百多块，在那个年代算是个高薪阶层，日子过得还算体面。

他这一死，李淑贤就只剩下自己的那点微薄工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家里的顶梁柱没了，钱也没了。

这时候，溥仪留下的一样东西开始显露出了价值，那就是《我的前半生》这本书的版权。

这书的来历可不简单，最早是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里写的悔罪书，叫《我罪恶的前半生》。

那时候溥仪刚从苏联回来，为了争取宽大处理，那是拼了命地写，把自己从小到大干的那些破事儿全抖落出来了，生怕写得不够深刻。

但是，溥仪虽然读过私塾，肚子里有点墨水，可写书这事儿他真不专业，那初稿写得是乱七八糟，一会儿流水账，一会儿又像检讨书，甚至连时间线都理不清楚。

后来群众出版社接了这个活儿，觉得这题材太好了，必须得好好整整，不能就这么废了。

于是，出版社派了个得力干将，叫李文达，这人可是个编辑里的高手。

李文达接手这书稿后，那是真下了苦功夫，甚至可以说是把这书当成了自己的孩子来养。

他陪着溥仪去故宫，去醇亲王府，甚至去访问那些还在世的老太监，一点点核实细节，把那些散落在记忆里的碎片拼凑起来。

那时候的工作模式很有意思，溥仪负责说，李文达负责记，然后再由李文达润色、加工、重写，把那些干巴巴的文字变成有血有肉的故事。

说句公道话，没有李文达这支笔，就没有后来那本畅销全球的《我的前半生》。

那本书里很多精彩的描写，那布局，那节奏，都是李文达的心血，是他在无数个灯下熬出来的。

一九六四年书出版的时候，稿费是两人平分的，这也算是个君子协定，大家相安无事，谁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

这书一出来就火了，毕竟是皇帝写的自传，谁不想看看皇帝家里那点事儿，大家都当个稀罕物看。

可那时候毕竟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版权意识淡薄，书火了也就火了，除了那点稿费，也没什么别的利益冲突。

03

炸雷是在一九八四年响的，这颗雷埋了整整二十年。

这时候改革开放了，国门开了，外面的风吹进来了。

有个意大利的大导演叫贝托鲁奇，看中了溥仪的故事，觉得这简直就是天然的好剧本，想拍电影。

这就是后来那部横扫奥斯卡的大片《末代皇帝》。

拍电影得买版权，这可是一笔巨款，在那个万元户都稀缺的年代，那笔钱简直就是天文数字。

制片方找到了李文达，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书是李文达整理写的，而且李文达当时还跟制片方签了合同，当了电影顾问。

这事儿传到了李淑贤耳朵里，她立马就不干了，觉得自己的东西被人抢了。

在她看来，自己是溥仪的合法妻子，也是唯一的继承人，溥仪的书，版权当然归自己，凭什么李文达一个编辑拿去卖钱。

李淑贤这辈子过得苦，晚年更是没什么依靠，这就成了她唯一的救命稻草，她必须得抓住。

李文达那边也很委屈，觉得这书几十万字，绝大部分都是自己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溥仪的原稿根本没法看，自己怎么就不能算作者了。

他认为这书是两人合作的作品，自己付出了劳动，理应享有署名权和收益权。

双方这一谈不拢，那就只能法院见了。

一九八七年，李淑贤一纸诉状把李文达告上了法庭，这一告，就是十年。

这官司在当年可是个大新闻，街头巷尾都在议论，大家都等着看这场大戏怎么收场。

一边是末代皇帝的遗孀，孤儿寡母的挺可怜；一边是知识分子编辑，确实出了大力气。

这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争夺，更是那个时代版权意识觉醒的一个缩影。

04

这官司打得那叫一个艰难，简直就是一场拉锯战。

法庭上，争论的焦点就一个：《我的前半生》这书，到底算是溥仪的自传，还是溥仪和李文达的合著。

李文达这边的证据很硬，他拿出了当年的修改手稿，上面密密麻麻都是他的笔迹，很多章节，甚至完全是李文达根据史料重写的，溥仪只是提供了素材。

按照现在的眼光看，这怎么着也得算个整理作者或者合作作者，毕竟没有他的加工，这就不是一本书，而是一堆废纸。

但李淑贤咬死了一条，这书名就叫《我的前半生》，是溥仪的自传，自传自传，当然是本人写的，哪有编辑变成作者的道理。

她认为如果是合著，那应该叫《我和溥仪的前半生》才对，这就抓住了普通人认知里的一个死理儿。

这期间，舆论也是吵翻了天，有人同情李淑贤，说孤儿寡母不容易，丈夫的遗产不能被外人抢了，这是欺负人家家里没人了。

也有人支持李文达，说不能让知识分子流汗又流泪，付出了劳动就该有署名权，不能因为对方是皇帝的老婆就偏袒。

这一拖就是好几年，从一审打到二审，双方都耗尽了心力。

法院也是头大，这案子太特殊了，它不光是个法律问题，还牵扯到历史，牵扯到统战政策，稍微处理不好，就会引起轩然大波。

在这十年里，李淑贤就像个战士一样，为了这唯一的念想，跟李文达死磕到底，哪怕身体不好，哪怕被人指指点点，她也没退缩过半步。

她是真的穷怕了，也是真的想给自己争口气，证明自己这个末代皇妃不是白当的。

05

直到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六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终于宣判了，这场打了十年的仗，终于要画上句号了。

法锤落下的一刻，李淑贤长出了一口气，觉得自己终于熬出头了。

法院判决：确认《我的前半生》是溥仪的自传体作品，溥仪是该书的唯一作者，著作权归溥仪个人享有。

李淑贤作为唯一的继承人，赢了。

至于李文达，法院判决他只是该书的编辑整理者，付出的大量劳动属于职务行为，不能享有著作权，但可以获得相应的报酬。

这判决一出，李文达那边彻底傻眼了，自己辛苦了几年，最后就落了个编辑的名头，连个作者都算不上。

这波操作，直接把李文达气得够呛，觉得自己这么多年的心血，就像是给别人做了嫁衣裳。

这场官司虽然赢了，但李淑贤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十年的时间，全部的精力，都搭在了这上面。

赢了官司的李淑贤，并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样风光无限，反而显得更加落寞。

06

官司是赢了，钱也判给了李淑贤，但你猜怎么着，这结局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爽。

李淑贤拿到版权后，其实也没过上几天好日子，她那时候身体已经很不好了，因为常年打官司，心力交瘁，身子骨早就被掏空了。

而且，因为这场官司，她在社会上的名声也受了影响，很多人觉得她太贪财，不近人情，连人家李文达那么大的功劳都给抹杀了，有点卸磨杀驴的意思。

更讽刺的是，就在判决下来没两年，一九九七年，李淑贤就因肺癌去世了。

她这一辈子，没儿没女，结了三次婚，最后守着一个末代皇妃的虚名和那本来之不易的版权，孤零零地走了。

而那本争得头破血流的书，在她死后，版权一度成了无主财产，后来溥仪的弟弟和侄女又出来争，那又是另一场狗血剧了。

这事儿吧，仔细想想挺有意思，溥仪这辈子，当皇帝的时候把江山丢了，当战犯的时候把自由丢了，临死前想喝口药汤都没喝上。

结果死后留下一本书，却让活人争得面红耳赤，把人性的贪婪照得清清楚楚。

李淑贤争了十年，赢了道理，赢了法律，可到头来，那钱也没能买来哪怕一天的健康和长寿，这就像是命运跟她开的一个巨大的玩笑，给了她想要的结果，却没给她享受的时间。

这人生啊，有时候就是这么荒诞，争来争去，最后都是一场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