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赵一荻去世后，张学良难掩悲痛：她走了，我要把她拉回来

张学良第一次见赵一荻，是1928年夏天的天津英式舞会上。当时他穿灰色英伦西装，赵四小姐一袭淡紫色绸裙，灯光一晃就认出来——那姑娘眼神里藏着不服输的倔劲。对面一位海军军官打趣他：“少帅，看走眼就丢人。”他只笑了笑，把舞票递过去。

舞会结束，他约她次日去香山饭店打球。球杆挥出去，草叶飞起，她没接住，球掉进沙坑，气得跺脚。他随口说：“球能挖回来，人也是一样。”这句半玩笑的话，后来成了他对这段感情的注脚——偏执、直接，却又带几分漫不经心。

两个月之后，他让随从备专列，请赵家人“同意”女孩北上。赵父嘴上答应，转身登报声明，以示“与女儿决定无关”。这样的硬桥硬马，直接把“私奔”两字推到舆论风口。奉天军政圈讥笑、家族长辈震怒，可舆论并未让两人收手。张学良说那阵子压力山大，却“更觉痛快”。

1931年“九一八”之后，少帅被视为东北失守的代价人物，国人骂声铺天盖地，蒋介石却拉他入中央，此后又因为西安事变将其幽禁。幽禁初期，他还能提笔练字，写马、画松；一年多后，空虚如鲸吞噬心智，他才写信把赵一荻召来合住。于凤至此时远在欧洲治病，不少旧友替她抱不平，可她留下一句：“各安其心。”

时间进入上世纪五十年代，夫妻俩已被迁至台湾北投。戒严，警卫，铁门，高墙——外界把他当历史符号，他却在庭院里给赵一荻种玫瑰。午后阳光下，他拿把钳子修枝，“汉卿，小心刺。”她递创可贴，还不忘提醒他戒烟。有人调侃堂堂少帅成了“园丁”，他笑答：“园丁也有指挥刀，叫剪枝剪刀。”

1964年，张学良突然想受洗入教，宋美龄一纸建议摆到他面前：必须先与原配于凤至解除婚姻。赵一荻劝他慢点决定，“汉卿，你这样做，大姐会难过。”他摇头：“规矩如此。”那封迟来的离婚请求信寄往纽约，半个月后，于凤至复信，“让他安心”。字迹稳健，情分却在句间流走。

签字完成的那天，张学良用钢笔在文件上划了一个并不工整的“汉卿”二字。文件入档，他在屋内转圈，茶水凉了又续，不到傍晚就对赵一荻说：“办完了。”对方只是淡淡一句：“走，我们去做礼拜。”没人提“婚礼”二字，彼时两人都过了知天命之年，仪式感显得多余。

1993年秋，赵一荻在浴室摔倒，右侧肩胛青肿，随后咳嗽不断，切片报告写着“肺部恶性”。手术那天，张学良守在门口，他对随行护士低声嘟囔，“为什么要麻醉？她胆大得很。”生死之关扛过去，她却再没碰过香烟。

六年后的复诊更不乐观，需要长期氧气维持。做礼拜时，她的轮椅后挂着两个银色氧气袋，仍强撑着唱完赞美诗。张学良坐在她侧后，“她唱得准，比我准得多。”人却愈发瘦削。

回到2000年6月22日。医生关掉监护屏，道，“家属可入内”。张学良被人推到床前，攥住她右手——那只曾在绿茵上握球杆、在生活里握剪刀也握过香烟的手。镇静剂让她毫无知觉，他却一遍又一遍摸她腕上静脉，仿佛还摸得到微弱脉搏。两个小时过去，赵一荻呼吸终止。

“太太走了。”有人在他耳边提醒，他怔住几秒，泪水顺着皱纹滚落。他哽咽着重复：“她走了，我要把她拉回来……”话音沙哑，带着不属于百岁老人的执拗。

告别式选在檀香山华人教堂举行。礼堂铺白玫瑰，他穿黑色西服，袖口别一朵极小的紫罗兰，那是对方年轻时最爱颜色。读经完毕，他抬手，示意把轮椅推到灵柩旁，伸出手指在玻璃上点一下又一下，仿佛要在冰冷表面敲开一个出口。旁人不敢出声，只听他低低念，“她关心我。”

灵柩盖合，电梯缓缓下降。人群散去，阳光透过彩窗投下斑斓光影，落在轮椅上。张学良抬头望向窗格，似要辨认那片色块里是不是藏着那件淡紫色绸裙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