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称：中国不可怕，可怕的是，中国淘汰2000年的东西他们还在用

美国人说中国可怕，到底怕什么？

不是怕中国的导弹，也不是怕中国的工厂。他们怕的是，中国两千年前就扔掉的东西，他们现在还捧在手里当宝贝。

这话听着刺耳，但细想一下，还真是这么回事。

1983年，美国卡特政府的人事总署署长艾伦・坎贝尔来北京讲学，说了一句话：“我被邀请来中国讲文官制度，我感到非常惊讶，因为在我们西方所有的政治学教科书中，都把文官制度的创始者归于中国。”

说白了，英、法、美那套公务员考试制度，就是抄的咱们中国科举的作业。

结果他们一边心安理得啃着中国老祖宗的智慧红利，一边还动不动对中国摆架子、看不起人，说出来都让人觉得好笑。

科举制这东西，中国从隋朝大业元年就开始玩了，算下来足足存在了1300多年，直到1905年才被清政府废止。

在这一千多年里，它一直是中国选拔官员的核心制度，打破了之前“世卿世禄”“九品中正”那一套靠出身、靠关系的选官模式，不管你是寒门子弟还是富家公子，只要能通过考试，就能入朝为官，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说的就是这种公平竞争的机会。

这种制度不仅让中国古代的官僚队伍保持了较高的文化素质，还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腐败，比如明清时期，内阁大学士中翰林出身者占到九成，而翰林基本都是科举进士出身，这些人大多受过系统的文化和法律教育，相对更注重操守。

可谁能想到，就是这个中国玩腻了、最后被当成“封建糟粕”废除的制度，却成了西方世界的救命稻草。

早在16世纪，西方就已经开始偷偷研究中国的科举制了。

第一个详细介绍科举的是葡萄牙传教士克鲁兹，他在1570年出版的《中国情况详介专著》里，把中国的“异地为官”和会试制度讲得明明白白。

之后另一个传教士利马窦更是个中国科举的“头号粉丝”，他在《利马窦札记》里把科举考试的三级制度——秀才、举人、进士，对应成西方的学士、硕士、博士，连考试时间、地点、内容甚至防作弊的弥封、誊录制度都写得一清二楚，还特意写信给欧洲的友人，让他们把这种制度推荐给欧洲的王公贵族。

这些书籍和书信在欧洲流传甚广，仅《大中华帝国史》这一本介绍中国的书，就被翻译成了十几种文字，意大利文版本更是多达19种，一时间中国的科举制在欧洲成了热门话题。

当时的欧洲各国还在搞“个人赡徇制”，官员都是国王或者贵族凭喜好任命，要么就是政党上台后把官职分给自己人，也就是所谓的“政党分肥制”，结果就是官员素质低下，贪赃枉法成风。

英国作为工业革命的先驱，最先发现了这种制度的弊端，他们急需一套能选拔合格人才、稳定行政体系的制度。

这时候，中国的科举制就成了他们眼中的“香饽饽”。

英国学者郭施拉在1834年出版的《中国史略》里直言，中国的科举制是“伟大帝国最值得其他国家采纳的设施”，另一位学者密迪乐更是直接呼吁英国政府照搬中国的竞争性考试制度，还亲自担任英驻广州机构办事员的主考官，提前实践科举的选拔模式。

真正让科举制在西方落地的是1853年，英国王室任命查理・特罗维廉和斯坦福・诺斯科特两位爵士草拟文官制度改革方案，他们提交的《关于建立英国常任文官制度的报告》，核心内容几乎就是科举制的翻版，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用这些原则，和中国科举一脉相承。

报告被国会采纳后，英国的文官制度正式建立，公务员考试也分三级进行，和科举的院试、乡试、会试如出一辙，甚至连考试前发布公告、明确应试资格这些细节都学得一模一样。

而美国比英国晚了几十年，但走的是同样的路子。

在1883年之前，美国的“政党分肥制”已经乱到了极点，每换一届总统就换一批官员，整个政府机构人心惶惶，官员们上任后只想捞钱，根本无心做事。

第九任总统威廉・哈里逊就职仅一个月就病故，据说和应付没完没了的求官者脱不了干系，第十六任总统林肯任职时，一边要应对南方分裂的威胁，一边还要被求职者围追堵截，最惨的是第二十任总统詹姆斯・加菲尔德，竟然因为分赃不均被一个求职未遂者枪杀。

这种乱象逼得美国不得不改革，1883年《彭德尔顿法》应运而生，而这部法案的蓝本就是英国的文官制度，说到底还是绕不开中国的科举制。

《彭德尔顿法》确立了公开竞争考试录用公务员的原则，还成立了文官委员会负责考试公正，刚开始这部法律只覆盖了10%的联邦职位，但到1896年就扩展到了90%，现在美国85%以上的公务员都是通过考试录用的。

他们的考试分为笔试、口试和实际操作，和中国科举的笔试加殿试思路一致，录用后还要定期考核、按政绩升降奖惩，这和科举制度下的官员考核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更有意思的是，美国后来还出台了《廉正法》，要求文官申报财产，限制离职后短期内从事相关商业活动，这和中国古代科举配套的监察制度，比如让科举出身的官员担任御史、监督同僚廉洁从政，本质上是一个道理。

其实不只是文官制度，中国古代不少被迭代的制度和理念，都在西方扎了根。

比如中国早在秦汉时期就实行的“异地为官”原则，防止官员在原籍形成势力、结党营私，这种思路被西方学过去后，就成了公务员的地域回避制度。

还有中国古代的城市规划，讲究中轴线对称、里坊布局合理，现在西方很多大城市的核心区域规划，都能看到这种理念的影子。

甚至连西方推崇的“公共卫生”，中国宋朝就有了成熟的模式，比如设立惠民药局提供医疗服务，建立专门的垃圾处理机构，这些做法被传教士介绍到欧洲后，也影响了西方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

科举制在中国存在了1300多年，期间不断完善，从唐代的常科、制科，到明代的经术、书算、判语考核，早就形成了一套兼顾知识、能力和品德的选拔体系。

而西方学过去之后，虽然做了一些本土化改造，比如增加了口试和实际操作，但核心的公平竞争、择优录用原则始终没变。

孙中山先生早就点破过这一点，他说欧美各国的考试制度都是学英国的，而英国的制度追根溯源还是来自中国。

想想也挺有意思，中国在1905年就觉得科举制跟不上时代了，把它扔进了历史的垃圾桶，可西方人花了几百年才搞明白这套制度的好处，捡过去修修补补，就当成了治国理政的核心利器，而且一用就离不开了。

现在美国总说中国可怕，其实他们害怕的不是中国的发展速度，而是中国老祖宗留下的智慧太过深厚，那些他们奉为圭臬的制度和理念，不过是中国玩剩下的东西。

中国能在两千多年前就想到用考试选拔人才、用制度规范权力，这种治理智慧是刻在骨子里的。

而西方花了几百年才从中国的历史中汲取养分，建立起自己的行政体系，现在想要改却发现已经根深蒂固，所谓的“西方民主制度”，骨子里还藏着中国古代制度的基因。

他们嘴上不愿意承认，可事实就摆在那里，从公务员考试到官员监督，从城市规划到公共服务，很多地方都能看到中国古代制度的影子。

这种“中国淘汰的，西方当成宝贝”的现象，才是他们真正觉得可怕的地方，毕竟他们费尽心机建立的体系，源头竟然在他们一直想要超越的中国，这种心理落差恐怕比任何军事威胁都更让他们坐立难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