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开封到南京：两件国宝谜案，一面是雷霆枪决，一面是沉默迷雾

1992年9月18日的清晨，开封城笼罩在一片绵绵秋雨之中。八点半，开封博物馆像往常一样打开大门，工作人员马海娟和崔巧玲走进寂静的展厅，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然而，眼前的景象让她们瞬间魂飞魄散——展厅内一片狼藉，八个原本陈列着珍贵文物的展柜空空如也，玻璃碎了一地。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令人心悸的寂静。

仅仅一夜之间，六十八件明清时期的国宝级文物，如同蒸发了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就是后来震惊中外、被称为“中国文物被盗第一案”的开封“9·18”大案的开端。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批失窃文物的估值竟高达六亿元人民币，其案件规模之大，甚至被国际刑警组织列为当年世界十大文物案件之首，国外媒体更将其与卢浮宫《蒙娜丽莎》失窃案相提并论。

消息如同炸雷般传开。开封市公安局刑警支队队长张天增率队火速赶到，随后，时任开封市公安局长武和平也冒雨抵达现场。这位土生土长的开封警察，看着眼前狼藉的现场，内心受到巨大震动。现场勘查结果令人心惊：共计六十九件文物被盗，其中包含了三十七件瓷器、三十二件玉器，国家一级、二级文物就占了五十九件。案犯手法专业，留下的有效线索极少，只有几样产地分散的普通工具。压力如同沉重的乌云，笼罩在每一个办案人员心头。

武和平局长做出了一个影响他一生的决定。在紧急会议上，他面对上级和同事，斩钉截铁地立下军令状：“破不了案，我自动辞职！”这句掷地有声的誓言，不仅是对自己的鞭策，也点燃了整个专案组的斗志。一个市级博物馆为何有如此多珍宝？这还得从历史说起。开封博物馆的前身乃是河南省博物馆，后者在1961年迁往郑州后，留下了丰厚的家底。作为“八朝古都”，开封博物馆的馆藏堪称“富可敌国”，其中不乏天下仅存的孤品。此次失窃的明代宣德青花瓷、清雍正釉里红扁瓶等，件件都是无价之宝。

案件迅速上报至公安部，一个由精兵强将组成的“9·18”专案指挥部在博物馆内成立。就在案发两天后的晚上，开封市民在电视上看到了罕见的一幕：武和平局长亲自出镜，手持一块案发现场遗留的红色平绒布，向全市人民通报案情，并悬赏五万元征集线索。这种通过电视直播发动群众的做法，在当时可谓开创先河。

侦破工作如同大海捞针。最初的线索零碎而渺茫：有包公湖渔场的工人在案发凌晨，看到过一辆白色桑塔纳轿车停在附近；博物馆工作人员回忆，案发前曾有两位自称“武汉大学教授”的年轻人多次来馆参观，但对所谓参加的“学术会议”，警方核实后发现子虚乌有。与此同时，郑州市金水公安分局提供了一条关键信息：此前郑州发生了一起白色桑塔纳轿车被盗案，而盗车案中出现的几名可疑青年，使用的化名竟与出现在开封博物馆的“参观者”高度吻合。省公安厅领导敏锐地指出：“桑塔纳轿车可能就是突破口！”两案并侦，迷雾似乎被撕开了一道裂缝。

侦查方向直指武汉。为了在不打草惊蛇的情况下摸清嫌犯底细，开封市公安局民警王伟做出了一个感人至深的决定。他与同在公安局工作的妻子李静萍，带着年仅五岁的女儿，以“走亲访友”的名义，前往武汉进行秘密侦查。一家三口，便衣出行，日夜在街头巷尾寻觅那辆挂着特殊军牌“K43-1008”的白色桑塔纳。功夫不负有心人，11月底的一天，王伟夫妇终于在武汉海关附近发现了目标车辆，并拍下了驾驶者的照片。照片传回指挥部，确认此人正是化名“唐国强”的案犯之一。

武汉警方立即部署三千警力全城布控。车辆被扣，线索如串珠般被连接起来。通过被抓获的涉案人员彭坚的交代，警方得知，以刘农军为首的四名主犯已携大部分赃物逃往广州。一场横跨数省的千里大追捕就此展开。在公安部的协调与各地警方通力合作下，1993年1月，首犯刘农军在青岛落网，当时他正准备携妻逃往委内瑞拉。随后，文西山、刘进、李军等主犯相继在吉林、广州等地被擒。更令人欣慰的是，被盗文物历经周折，从广州的文物贩子手中追回五十五件，另九件流至澳门的珍宝，也在当地警方协助下成功追回。至此，震惊全国的“9·18”大案全面告破，失窃文物全部完璧归赵。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1993年8月9日，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惊天大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查明，刘农军、刘进、文西山、李军四人结伙流窜多省，盗窃大量文物、字画及车辆，并将珍贵文物偷运出境，其行为均已构成盗窃罪和盗窃珍贵文物出口罪，且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四人被认定为重大盗窃集团的主犯，刘农军系首要分子。最终，四人被数罪并罚，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其余为犯罪提供帮助、窝赃的从犯，也分别被判处六年至八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刘农军等人不服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同年9月15日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993年9月18日，恰是案发一周年之际，刘农军、刘进、文西山、李军四名主犯在开封被执行枪决，受到了法律最严厉的制裁。这一天，公安部为专案组记集体一等功，以电视剧形式再现破案过程的《“9·18”大案纪实》也在博物馆院内开机。该剧后来以其独特的纪实风格荣获大奖，而武和平局长本人更是“本色出演”，他的名字也随着案件的成功侦破传遍全国。

时光荏苒。当“9·18”大案逐渐沉淀为共和国刑侦史上的一个传奇注脚时，谁也不曾料到，在三十多年后的2025年，另一桩围绕国宝名画的离奇事件，会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再次刺痛公众对文物安全的神经。

这一次，舞台从开封换到了南京，对手从明火执仗的江洋大盗，变成了迷雾重重的内部流程。事件的核心，是一幅名叫《江南春》的明代古画，作者是“明四家”之一的仇英。

2025年5月，北京一场艺术拍卖的预展上，一幅明代仇英《江南春》图卷惊现于世，估价高达8800万元人民币。然而，这幅画本该属于国有——它记录在南京博物院1959年的捐赠清册上。那一年，近现代收藏大家庞莱臣的子孙庞增和，怀着满腔爱国热忱，将家族“虚斋旧藏”中的137件（套）珍贵古画无偿捐赠给了南京博物院。时隔六十六年，当捐赠人庞增和的女儿、年逾七旬的庞叔令女士费尽周折，终于在法院调解下得以查验这批捐赠品时，却震惊地发现，包括《江南春》在内的五件藏品早已不翼而飞。

面对质疑，南京博物院在2025年12月17日发布情况说明称，这五幅画作早在1961年和1964年，就分别经过两批知名专家鉴定为“伪作”。并于上世纪90年代“依照《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进行了处置”——具体方式是“划拨、调剂”给了原江苏省文物总店。一份销售清单显示，名为《仿仇英山水卷》的画作于2001年4月16日被某位“顾客”以6800元的价格买走。

从6800元到8800万元，从“依规处置的伪作”到拍卖市场瞩目的焦点，巨大的反差让事件陷入重重迷雾。捐赠方完全无法接受“伪作”的说法，认为这损害了家族的声誉。公众的疑问则更多：即便真是伪作，处置前为何不告知捐赠人后人？所谓的“划拨、调剂”，流程是否完全合法合规？为何处置记录如此模糊？更重要的是，2025年出现在拍卖会上的《江南春》，与2001年以6800元售出的那幅画，是否是同一幅？它又是如何从文物商店流入了私人藏家之手？

目前，事件已引发国家文物局和江苏省文旅厅的高度关注并介入调查。捐赠人后代庞叔令女士也已对南京博物院提起诉讼，要求返还画作并说明去向。一切真相，仍有待法律的进一步审理与调查。

回望1992年，武和平局长那句“破不了案，我自动辞职”的誓言，气壮山河，展现的是守护国宝的决绝担当。而今天，《江南春》的迷局拷问的则是：我们是否有同样坚决的决心，去厘清内部管理的“糊涂账”，去守护那份捐赠者托付的、比文物本身更珍贵的信任？

文物安全，从来不止于高墙和警铃。它既需要雷霆手段震慑外部的觊觎之手，更需要阳光透明的制度，来约束可能的内部分歧与疏忽。开封案的枪声早已远去，但它和《江南春》的谜雾共同告诉我们：守护民族的文化根脉，是一场永不能松懈的、内外兼修的征程。

如今，当人们漫步在开封博物馆新馆明亮的展厅，欣赏那些历经劫波却光彩依旧的国之瑰宝时，或许已很难想象，三十多年前那个雨夜曾发生的惊心动魄的故事。但历史不会忘记，那一夜博物馆里的暗影幢幢；不会忘记，那位公安局长破釜沉舟的誓言；更不会忘记，那些为守护民族文化遗产而默默奉献、甚至不惜以家庭为代价深入虎穴的无名英雄。这起新中国最大的文物盗窃案，不仅是一部波澜壮阔的破案传奇，更是一曲献给忠诚与责任的深沉赞歌，它时刻警示世人：国之珍宝，不容觊觎；历史记忆，必须由我们共同守护。而这份守护，需要正义的利剑，也需要制度的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