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9年腊月的一场小雪，把湖北钟祥杨梓镇的土路盖得严严实实。生产队长牵着牛，停在火庙村陈家土屋前，喊了一声：“秀英嫂子，队里分的两斗谷子，我替你抬进来。”他一脚踏进院门，才看见靠着门框的老二陈小狗正朝他傻乐。队长低声嘀咕：“这孩子都二十了，咋还像个娃？”这一幕，成了外人初识陈秀英家的第一印象，也成了后来“猴娃”传闻的活证据。
时间往前推回1932年。那年正月，火庙村响起唢呐，十五岁的陈秀英被抬进了表哥家的堂屋。表亲联姻在乡下并不罕见，双方父母一个图省事，一个图“肥水不流外人田”。乡公所张贴的“禁止近亲结婚”告示在墙上飘，可没人往心里去。女方年纪小，说一句“听父母的话”就把终身大事定了。从那天起，秀英的命运被一纸喜帖锁死。
头胎来得很快。1933年秋，第一声嘹亮的婴啼像给全家打了强心针，“猴娃”的阴影似乎被赶走。乡邻围着满月酒，七嘴八舌：“有了好开头，就没事了。”秀英跟着笑，可心里还是打鼓。她不懂遗传学，只知道一句土话：近亲的根苗不长高。这句话在第二胎身上应验了。
1940年春，六岁的老二还不会喊“娘”，走路脚一跛一跛，脸却总挂着笑。外祖母赶集回来，拎了两块红糖塞进孩子手里，却红了眼眶。家里人这才意识到，大伙口中的“猴娃”真的来了。乡亲解释不来基因隐患，就把一切归罪于“上辈子造孽”。秀英不信这些，她只是整夜守着儿子，怕他半夜摸黑跑到土坡上去。
抗战胜利那年，秀英连生两胎，一存一夭。有人劝：“天意，别再生，遭罪。”可公婆拍桌子：家大业大，娃多才有出路。秀英没底气反驳，仍旧把命交给命。到1953年，她已是七个孩子的母亲，其中三个确诊为智力障碍，身量短小，村里人干脆叫“猴娃”。那年新中国刚推行《婚姻法》第二版，镇干部上门宣传“提倡婚嫁自由、反对近亲”，秀英抱着最小的女“猴娃”只顾抹眼泪，话一句没听进去。
生活最难的时候，是三年困难时期。一家十口吃顿细米饭像过年。陈小狗常跑到场院偷啃生红薯，被社员抓住，悄悄塞几个碎块给他：“娃不是故意。”秀英把孩子拉回来，哭着说：“饿着我行，别让娃饿。”可再苦，她始终不让任何人把“猴娃”送走——哪怕村里有人暗示“送福利院好养活”。
1966年以后，外面的世界翻天覆地，火庙村却像被时光按了暂停键。秀英没读过书，听说“计划生育”这四个字时，她已经四十五岁，“再也生不动了”。从此，她和三个“猴娃”几乎没出过村：一来没人带路，二来担心被行人嘲笑。她说得很直白：“他们到镇上，让人围着看猴子，我不忍心。”
1978年农村开始联产承包，家里的正常孩子们成了壮劳力，日子稍见起色。政府给残障人口发补贴，一年能拿到三四百块。秀英手指掐得清清楚楚：粮油钱、布票钱、煤油钱，分毫不敢乱用。有人劝她牵“猴娃”去县城看医生，她只摇头：“治好最好，治不好，折腾一趟，人还受罪。”医生远，路难走，对她来说都是不可跨越的坎。
有意思的是，到了九十年代，外地商贩盯上了“奇人异事”，竟打电话进村，开价八万元让“猴娃”拍广告。秀英愣了：“做啥广告？”对方笑：“就站着笑笑，效果好得很。”一句“笑笑”刺痛了她。她挂断电话，转身把门闩上，对大儿子低声说：“谁再来，别搭话。”大儿子点头：“娘放心。”
2005年冬，百岁寿宴热热闹闹，镇里领导送来长寿锦旗。记者问她缘何不离村半步，她只摆手：“城里热闹，路上车多，娃子受不了。”三句话，把所有好奇堵回去。秀英不识字，却清楚一件事：外面的掌声，可能带着嘲笑；屋檐下的清苦，却能护住孩子最后的尊严。
如今陈秀英坐在土屋门口，依旧数着太阳晒谷的时辰。老二老五老八先后过了五十岁，智力却停留在幼年，对母亲的依赖只增不减。有人悄悄感叹：“她这一辈子没享过福。”却没想到，她认定的福就是——哪怕孩子“笨”，也能活在自己跟前，衣衫整洁，肚子不空。天色将晚，她喊一声：“小狗，回屋吃饭！”老二咧嘴笑着跑回来。尘土飞扬，微风吹过，一切像从1932年就没变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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