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为何对司马迁“高看一眼”？不只因《史记》，他另一项成就，一句话点透生死，至今还在教科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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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这话，是两千多年前一个叫司马迁的人，在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和屈辱时，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的。

他当时，恐怕想不到，这句话会在两千多年后，被一位新中国的领袖反复提起，赋予了全新的分量。

这位领袖，就是毛主席。

毛主席一生点评过的文人墨客多了去了，但对司马迁，那绝对是“偏爱”有加。

他到底看上了司马迁哪一点？真的就是因为那部《史记》吗？

这背后啊，藏着毛主席对“逆境”、“苦难”和“人生价值”的终极思考，这事儿，比《史记》本身还有嚼头。

01

这事儿吧，得从毛主席年轻那会儿说起。

那时候，他还是个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的青年，二十来岁，精力旺盛得很，成天脑子里想的都是“这个世界到底咋回事”。光在学校里闷头读书，他觉得不够劲儿啊，书本上那些方块字，跟外头田间地头老百姓过的真日子，能是一回事吗？

他当时就特别佩服一个人，谁呢？就是司马迁。

为啥佩服他？因为司ma迁写那部《史记》，也不是在书斋里“编”出来的。人家那是正儿八经“用脚写书”的。司马迁二十岁左右，就开始了全国“拉练”，车轱辘印子压遍了大半个中国。

史料上说，他“览潇湘，登会稽，历昆仑”，啥意思？就是南到湖南，东到江浙，西到昆仑山，到处跑，到处看，到处问。

毛主席在自己的读书笔记《讲堂录》里，就专门写过这事儿。他说司马迁这么一跑，见识了名山大川，那“襟怀乃益广”——说白了，就是这人的格局，一下子就给撑开了。这格局一打开，写出来的东西，那才叫有“根”。

毛主席寻思，这招儿好啊，我得学。

于是，1917年那个暑假，他拉上自己的好友萧子升（也就是萧瑜），俩人一合计，干了件在当时看来特别“出格”的事儿——“游学”。

这可不是咱想象中那种背着包、拿着地图、住着旅店的旅游。他俩是正儿八经的“穷游”，说白了，就是模仿古代的游学士子，一分钱没带就出发了。

俩人就穿着草鞋，背着个简单的包袱，带上雨伞，就这么从长沙动身了。没钱，这一路上的吃喝拉撒咋办？

毛主席早就想好了，咱是读书人，咱有“手艺”啊。

每到一个镇上，碰见商店、学校或者庙宇，俩人就主动上去，说能帮着写对联、写招牌。那会儿毛主席的书法已经相当有功力了，人家一看，嗬，这字儿写的是真漂亮，龙飞凤舞的，当场就给换来了吃的和住的地方。

就这样，俩人一路走，一路看，花了大概一个多月，硬是步行走过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这5个县，全程九百多华里。

这一路上，他俩可不是看风景，是真真正正扎到“无字之书”里去了。

他们主动找农民拉家常，问人家一年到头收成多少，要交多少税，家里的米够不够吃；他们跟小手工业者、小商人聊天，问生意好不好做，官府管得严不严。甚至，他们还去拜访了些地方上的名流和官吏。

毛主席在游学笔记里就记着，农民们跟他说，一年到头累死累活，结果还是填不饱肚子，官府还一层一层地要钱。

这些最真实的“牢骚”和“痛苦”，书本上是绝对看不到的。

这次经历，对毛主席后来的思想触动极大。他真正体会到了司马迁那种“实地调查”的牛掰之处。你不到地头上去看，你永远不知道老百姓在想啥，这个社会到底病在哪。

这不就是最早的“实M事求是”嘛。

可以说，司马迁在两千多年前用脚走出来的“史学精神”，在1917年的湖南乡间，被一个青年用同样的方式，给接上了头。

这为他几年后写出那篇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打下了最硬核、最扎实的基础。

02

毛主席佩服司马迁，不光佩服他“用脚写作”，更佩服他“用命写作”。

司马迁为啥非要写《史记》？这事儿，必须得先说说他爹，司马谈。

老司马同志，是汉武帝时期的太史令。这个官职，说白了，就是国家图书馆馆长，顺便还管管天象、记记历史。司马谈是个有大抱负的人，他一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想接着孔子的《春秋》，把那之后的历史给续上，一直写到他所在的汉朝。

这可是个天大的工程。

司马谈自己也厉害，他写过一篇《论六家要旨》，就是把春秋战国以来的诸子百家（儒、墨、道、法、阴阳、名）挨个点评了一遍，分析得那叫一个透彻。

司马迁从小就跟着他爹学，把这篇文章读了好多遍，这给他打下了扎实的思想基础。

可以说，司马谈是这个超级工程的“总设计师”，司马迁是“首席工程师”。

可惜啊，司马谈这个“总设计师”，没能亲眼看到工程竣工。他临去世前，拉着司马迁的手，那叫一个不甘心啊。史料里说，他是紧紧握住儿子的手，嘱咐他，我死了，你一定会接我的班当太史令，你可千万别忘了我这辈子想干却没干成的大事啊！

司马迁哭着点头，把这事儿当成了自己一辈子的“天命”。

他爹去世以后，司马迁就接了班，一边处理朝廷里那些繁杂的工作，一边就开始着手准备这个庞大的写作计划。

他先是整理他爹留下来的那些资料，然后就是咱们上一章说的，开始全国“拉练”，实地考察。他把收集来的各种史料、民间轶闻、各地的风土人情，全都汇集起来。

毛主席对《史记》那真是熟得不能再熟。他青年时期，在给好友萧子升的信里就写过，自己刚开始是读《史记》里的《伯夷列传》，觉得写得太好了，然后就“及于《史记》”，再然后就“及于《史记》之全体矣”。

意思就是，从一篇文章入坑，最后把整本书都给“盘”了。

司马迁这个人，立意就很高。他写《史记》，目标是啥？他自己说了，八个字：“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这口气大不大？啥叫“天人之际”？就是天道和人事的关系。啥叫“古今之变”？就是历史发展的规律。

他不是简单地记流水账，他是在找规律，找这个世界运转的底层逻辑。府库都藏满了，老百姓还挨饿，钱在库里，人在土里——他就要问个为什么。

毛主席读历史，也是最爱找规律的。他看《史迹》，看《资治通鉴》，都是在字缝里找那些“规律”。他看《史记》，等于是找到了一个两千多年前的“知己”。

但就在司马迁刚把架子搭起来，收集了海量资料，准备撸起袖子大干一场的时候，出事了。

一件能要了他命，也差点让《史记》这部书“胎死腹中”的大事。

03

这事儿，就是大名鼎鼎的“李陵之祸”。

简单说，就是汉武帝派李陵（飞将军李广的孙子）出去打匈奴。李陵也算是个猛人，带了5000步兵，就敢深入大漠，结果被匈奴8万骑兵给围了。

这简直就是“地狱难度”开局。

李陵硬是带着这5000人，跟人家8万骑兵周旋，打得那叫一个惨烈。最后箭也射光了，刀也砍断了，粮草也耗尽了，李陵投降了。

消息传回长安，汉武帝气得直拍桌子。

满朝文武，一看皇上这脸色，立马“心领神会”，全都蹦出来骂李陵，说他贪生怕死，给大汉朝丢人，简直是“反贼”。

这时候，只有一个人站了出来。

谁？就是司马迁。

司马迁当时是太史令，管文史的，这打仗的事儿跟他没半毛钱关系。但他这人吧，就是个“直肠子”，他跟李陵平时也算认识，觉得李陵这个人挺孝顺，对兄弟也讲义气，不像是个贪生怕死的人。

他就跟汉武帝说了，陛下，李陵带着5000步兵，被8万骑兵围殴，还能打成那样，已经很了不起了。他最后投降，估计也是没办法，说不定是想留着一条命，将来再找机会报效国家呢。

坏了，这下捅了马蜂窝。

汉武帝当时正在气头上，你司马迁算老几？你一个管图书馆、看星星的，敢跑出来质疑我的判断？你是不是觉得我冤枉了李陵？你是不是跟李陵一伙的？

汉武帝啥人啊？那是“雄才大略”的皇帝，也是个“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主。杨坚一听挺好，当朝皇帝听别人说好话，这事能好？汉武帝就是这种，他不想听的话，你一个字都不能说。

结果就是，李陵的家人被灭族，司马迁被打入大牢，判了“腐刑”。

啥叫“腐刑”？就是宫刑。在那个时代，对一个男人，特别是对一个“士大夫”阶层的人来说，这比杀了他还难受。这是从身体到精神的双重摧毁，让你这辈子都抬不起头来。

毛主席对这事儿，是特别感慨的。

1949年底，毛主席第一次去苏联访问，在路上坐火车，他就跟翻译师哲聊起了这个事。

毛主席说，汉武帝这个人，7岁当太子，16岁登基，在位54年，把汉朝推向了顶峰，这算是很有作为的皇帝了。

“但是”，毛主席话锋一转，说就这么一个皇帝，一旦臣子违背了他的意愿，就能下这么毒的手。

毛主席叹了口气，说：“不过，和皇帝佬倌有什么理好讲？”

他接着说，汉武帝没杀了司马迁，已经算是“手下留情”了。但施以宫刑，也实在是太残忍了。

从这话里，能听出来，毛主席对司马迁遭遇的那种委屈、那种不公，是打心底里同情的。

一个顶天立地的读书人，就因为说了几句真话，就遭到了这种侮辱。搁一般人，早受不了了，要么一头撞死，要么就彻底“躺平”，这辈子算毁了。

司马迁也想过死。

但他想到了他爹的遗愿，想到了那部还没完成的《史记》。

他忍了。

他把所有的痛苦、屈辱、愤懑，全都压在了心里。他选择活着，不是为了苟活，是为了“发愤”。

这，才是毛主席真正佩服司马迁的地方。

04

毛主席晚年，身体不太好。

到了一九七五年，他有时候看书都得别人帮他举着。据他身边的护士孟锦云回忆，那时候毛主席的手抖得厉害，吃饭、喝水都需要人喂。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的脑子，也一刻没停过。

有一天，他跟孟锦云聊天，聊着聊着，就聊到了中国的两部“大书”。

毛主席说：“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

这话，信息量太大了。

《史记》，作者司马迁，受了宫刑，人生跌到谷底，政治上彻底“凉了”。

《资治通鉴》，作者司马光，他写书的时候，正是王安石变法如日中天的时候，他作为“反对派”，被“靠边站”了，在洛阳待了15年，政治上也是个“失意者”。

毛主席接着说了一句总结性的话：“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

孟锦云当时还年轻，可能不太理解这话的深度。毛主席马上又补充了一句，说：“当然，这是指那些有才气，又有志向的人说的。没有这两条，打击一来，不是消沉，便是胡来，甚至去自杀，那便是另当别论。”

这简直是一语道破天机。

毛主席这是在说，苦难，它不是财富，它只是个“筛选器”。

你有才，有志向，苦难就能把你“逼”出来，逼你把所有的能量都聚焦到一个点上，最后“发愤”著书，搞出点惊天动地的大事。

你没那“两把刷子”，苦难一巴掌就能把你拍死。

司马迁，毫无疑问，就是那个“有才又有志”的顶级代表。

毛主席自己这一辈子，啥大风大浪没见过？井冈山时期被“开除党籍”（虽然是误传），长征路上被排挤，但他啥时候“消沉”过？

他早就把司马迁的这套“逆境起飞”的逻辑，内化成了自己的行动指南。

国库满了皇帝死了，钱还在人没了，这叫有钱没命花。司马迁是人受了奇耻大辱，但书留下了，这就是“人没了，名还在”。

毛主席对这种“发愤”精神，推崇到了什么地步呢？

他拿这个来教育干部。

1957年，中央要调吴冷西去当人民日报社的总编辑。

这可是个“高危”岗位，笔杆子，全党全国都看着呢。

毛主席专门找吴冷西谈话，说，你去那工作，思想上要做好准备，要准备遇到最坏的情况。

准备啥呢？

毛主席给他开了个“单子”，就是著名的“五不怕”精神。

哪“五不怕”？

“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

这话说得，那叫一个“吓人”。吴冷西当时听完，估计心里都得“咯噔”一下。

毛主席看他那表情，接着就开导他，说，你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你就能干啥呢？你就能“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

说白了，就是你连死都不怕了，你还怕说真话吗？

然后，毛主席立马就举了两个例子，又是他最爱的那两个“倒霉蛋”：

“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受到错误处分，可能这样对自己反而有益处。屈原放逐而后有《离骚》，司马迁受到腐刑乃发愤著《史记》。”

这话术，是不是跟劝孟锦云那套一模一样？

毛主席这是在告诉吴冷西，也是在告诉所有干部：你别怕受委屈，别怕被“打击”。你受了委屈，只要你顶住了，没准儿还能逼你干出更大的事儿来。

这套逻辑，在当时那个环境下，是极其重要的。

毛主席深知，在中国历史上，因为“说真话”而倒霉的人，太多了。司马迁就是最典型的。

但是，他更希望他手下的干部，能有司马迁那种“骨气”和“韧劲”。不是说让你非得去受个“腐刑”，而是让你有那种“就算天塌下来，我也要坚持真理”的觉悟。

你得“发愤”。

你不能因为受了打击，就怨天尤人，就“躺平”不干了。那不行。

这不就是古代版的“压力测试”嘛。

毛主席用司马迁的例子，给干部们上了一课：啥叫“党性”？“五不怕”就是党性。“发愤”就是党性。

05

毛主席对司马迁的“发愤”精神，用得最“狠”的一次，是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

那次会议，背景可不一般。

当时咱们国家刚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经济上遇到了大麻烦。这次大会，召集了中央到县级的主要干部，足足七千多人，目的就是总结经验教训，统一思想。

会上，气氛是比较凝重的，不少人心里有怨气，也有困惑。

毛主席在会上讲了话。他先是带头作了自我批评，承认中央在决策中也有失误。

然后，他就开始“讲故事”了，讲的还是司马迁。

他提到了司马迁写给朋友任安的那封信——《报任安书》。

毛主席说，司马迁在那封信里解释，他为啥遭受了那么大的侮辱，还要活着？主要目的，就是要完成《史记》。

他为啥受辱？毛主席直言不讳：“这是因为当时汉武帝糊涂，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这话在七千人大会上说出来，分量可想而知。

毛主席接着说，汉武帝做了错误决定，受害的人（司马迁）咋办呢？

“如果沉沦下去，人也就完了。要像司马迁那样，在逆境起飞，最后才有质的变化。”

“在逆境起飞”！这六个字，太顶了。

讲到这，毛主席开始“上价值”了。

他说，咱们给很多受了挫折的同志平了反，让他们重新出来工作。那是不是非得官复原职，或者升官呢？

“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

毛主席说，他自己就有这方面的经验（指在党内斗争中被排挤的经历），这种“下降”和“调动”，对他“得到很大的益处”。

他让大家“不妨试试看”。

为了让大家彻底服气，毛主席当场背诵了《报任安书》里那段最燃的“排比句”：

“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最后，他总结：“《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这一大段背出来，全场估计都镇住了。

啥意思？

毛主席在告诉这七千个干部：你们看看，自古以来，干大事的，哪个没“倒过霉”？

周文王被关过，孔子走投无路过，屈原被流放过，左丘明眼睛瞎了，孙膑腿被砍了……

人家受的打击，比你们大多了吧？

人家“躺平”了吗？没有。人家全在“发愤”，全都搞出了流传千古的“大活儿”。

所以，你们现在受这点挫折，算啥？

毛主席说，在中国历史上，不公正的事儿经常发生，咱们现在也避免不了。但是，一经发现，就能甄别、平反。

可作为当事人，你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得强啊。

你不能太消极，你得学司马迁，学屈原，越是逆境，越要“起飞”。

这就是毛主席推崇司马迁的第一个核心：一种在任何打击下，都能“绝地反击”、“发愤图强”的强悍精神。

06

好，说到这，我们知道了毛主席为啥佩服司马迁的“发愤”精神。

但这还没完。

毛主席评价司马迁，说他除了《史记》这个“硬件”成就，还有一个“软件”成就，更加伟大。

是啥呢？

还是在《报任安书》里。司马迁在信的结尾，说出了那句振聋发聩的话：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司马迁说这话，本意是解释自己为啥宁愿受辱也不去死。他说，死，很容易，像拔一根毛一样轻。但他忍辱负重，是为了完成《史记》，这个死，就比泰山还重。

他是在给自己的“生”找一个“重于泰山”的理由。

结果，毛主席把这句话，给用“活”了。

1944年9月，延安。

中央警卫团的一个战士，叫张思德，在陕北安塞烧炭的时候，窑洞塌了，他为了救战友，自己被埋在了下面，牺牲了，年仅29岁。

这在战争年代，死人的事儿太平常了。

但毛主席知道后，心里很难过。他主动提出，要给张思德开一个追悼会。

9月8号，追悼会召开，毛主席亲自到场，发表了讲话。

这篇讲话，就是后来收录进“老三篇”，咱们几代人都背过的——《为人民服务》。

在讲话的开头，毛主席就引用了司马迁的这句名言。

他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V毛。’”

紧接着，毛主席给出了一个全新的，也是最震撼的定义：

“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这一下，就“炸”了。

毛主席干了啥？

他把司马迁原本用来定义“个人理想”的生死观，一下子给拔高到了“集体主义”和“革命信仰”的高度。

司马迁说，为了完成我的理想（写《史记》），我死得“重”。

毛主席说，不，只要你是“为人民利益”死的，哪怕你只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一个炊事员（毛主席原话），你的死，都“比泰山还重”。

这波操作，才是真正的“降维打击”。

从那一刻起，司马迁这句原本属于“精英知识分子”的感慨，变成了全体中国人民都能理解和践行的“生死观”。

毛主席用最朴素的语言，重新定义了“牺牲”的价值。

他让每一个普通的革命者，都能在司马迁的这句话里，找到自己奋斗和牺牲的终极意义。

所以你看，毛主席为啥这么推崇司马迁？

因为司马迁的《史记》，给毛主席提供了“发愤图强”的精神动力。

而司马迁的“泰山鸿毛”论，则被毛主席升华，成了“为人民服务”的哲学基石。

一个管“怎么活”，一个管“怎么死”。

你说，这成就是不是比单纯一部《史记》，还要伟大？

结尾

那个用“宫刑”羞辱了司马迁的汉武帝，威风了一辈子，他大概做梦也想不到，他死了两千多年后，人们记住他，很多时候，反而是因为他“处理”过一个叫司马迁的“小官”。

而司马迁呢，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忍着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一个字一个字地“发愤”。

他把那个时代的王侯将相、英雄狗熊，全都装进了自己的书里。

他自己没当皇帝，但他成了后世所有帝王将相、文人墨客的“无冕之王”。

说白了，皇帝能杀人，但杀不死那股子“精神头”。

那股子“劲儿”，才是司马迁留给后人最硬核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