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安县光华铺：中国革命生死之战的纪念地

光华铺烈士墓

文／周斌

每次自驾旅行都会事先确定一定主题，围绕主题进行实地寻访，主题之外的内容要看时间和兴趣点再进行适度调整的。

与去年瑞金探访和今年九月红四、红二方面军根据地探访的主题不同，这次自驾的主题就是奔着兴安的灵渠去的。

前文已经把兴安和灵渠的内容写好了，这篇文章增加一点本次旅行主题之外的内容。与兴安相关的“红色主题”内容，发生在兴安和全州境内的“湘江战役”。

红军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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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读军事作家王树增的纪实小说《长征》，由于缺乏地理认知，一直以为湘江战役发生在湖南境内。直到去年自驾，从桂林市区到下辖全州境内探访湘江战役纪念馆，才搞明白，原来湘江战役的发生地在湘桂边界的广西境内。

去年驱车到湘江战役纪念馆，结果那天纪念馆要接待重要领导，不对外开放。只得按照自己事先准备的资料，去附近湘江边的大坪渡口实地走访。

大坪渡口是当年林彪领导的红一军团于1934年11月27日，率先从湘江东渡江到西侧夫人渡口。当时由北向南围剿的湘军还没有抵达全州境内。红一军团渡江后，迅速南下到兴安境内，控制了从全州到兴安30公里的渡江安全区，准备迎候中央军委纵队渡江。

按照当时中革军委的部署，中央红军的长征途中，军委纵队居中，左翼由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策应和护卫，右翼由林彪率领的红一军团策应和护卫，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团作为后卫掩护。按照毛主席说法，长征途中中央军委是被“抬轿子”前进的。

当时，领导中央工作和军事工作的是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三人担任。其中博古和李德负责党的领导，周恩来负责军事。

从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离开苏区首府瑞金，基本的思路是要去湘鄂皖地区与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红六方面军汇合并开辟新的根据地。所以，当时从瑞金撤退时，中央要求，苏区首府各部门所有的物品都要打包，并征用民夫一起搬运。包括印刷机、工厂设备、X光医疗器械、锅碗瓢盆，甚至医院用的玻璃器皿一律要搬走，至于军事上的重武器包括大炮等都要一起跟着部队撤退。也就是说，当时从瑞金出发时的红军，不仅有军人，还有中央各委办局干部、还有负责搬运的民夫，浩浩荡荡八万六千人左右。

当时的想法是，一旦开辟新的根据地后，这些“共和国资产”都还是要派用场的。

界首湘江渡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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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乘胜追击围剿红军的蒋介石看来，红军已经大伤元气，他们应该是往北进和贺龙、任弼时部汇合。而这也正是当时三人团的决策方向。当时蒋介石刚刚完成北伐回到南京后，在红军路过的地方“剿匪”都要仰仗当地派系军人，比如桂系的白崇禧、湘系的刘健、黔系的王家烈。自己的中央军薛岳部队虽然装备和实力先进，但是异地作战加上翻山越岭都能发挥作用。

各个派系军阀都有自己的小算计，第一怕老蒋借用剿匪名义将中央军势力渗透到自己地盘上，第二也怕红军在自己地盘上建立根据地。在这种矛盾心态中，“剿匪”的积极性并不高，像白崇禧就很有心机，他只要把红军赶出广西就好。湖南的刘健、贵州的王家烈也是这种心态。

但是，蒋介石是下了决心要把红军消灭在湘江地区。他给前线各部队的手谕中均标注 “力求全歼，毋容匪寇再度生根”。为了鼓励地方军委系统剿匪，不仅给他们大量资金和武器，更用曾国藩的诗句“众已聚不虚散，兵已出不徒归，求敌若求亡子，击敌若击溺人”来激励部下。其用意是告诫各路 “追剿军” 将领，既然集结兵力就不能无功而返，追击和攻击红军要像寻找失踪的孩子、救助溺水者那般急切坚决，以此督促各部全力作战。

在这种前后左右都有围剿部队的情况下，红军要渡过湘江遇到的艰难是可以想象的。

红三军团指挥部三官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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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当时林彪和彭德怀部队最早控制了湘江三十公里沿线渡口，各方围剿部队还没有到湘江边的情况，如果11月28日中央军委纵队抵达界首渡口，就能比较顺利渡过湘江的，会让蒋介石的“追剿军”扑空的。或许就不会发生大规模的湘江战役，红军也不会减员五万多。

问题出在博古、李德要求的“搬家式”行军，军委纵队大量辎重物资，行动缓慢，一天一夜才走了不到二十公里。北边的湘军、南边的桂军都是熟悉地貌的本土军队，加上武器装备和蒋介石的军费保障，部队还是有相当作战力的。

11月28日林彪致电中央军委，希望他们当天到达，结果军委回电中央军委至少要到12月1日才能抵达兴安的界首渡口，并要求部队死守三天确保中央军委领导安全渡江。

后面的三天，就是湘江战役最惨烈和血腥的时刻。其中，离界首以南二公里不到的山坡地光华铺，成了红三军团将士阻击桂军的拼死地。彭德怀安排红四师负责各渡口阻击，当时的师长是张宗逊，政委是黄克诚。他们安排第十团在光华铺正面阻击北上的白崇禧部。

如果说中国革命中最危机、最惨烈的是湘江战役，那么湘江战役中最惨烈的就是光华铺阻击战。

光华铺阻击战由红四师第十团坚守，苦战两天两夜，团长沈述清壮烈牺牲，参谋长杜中美接任团长，结果也壮烈牺牲。红十团牺牲了400多位红军战士，桂军也是丢下700多具尸体。

当时，红三团的指挥部就设在界首渡口的一座祠堂中，这座祠堂就在江边数十米，光华铺的枪炮声都能完全听到。如今这座修缮一新的当年叫三官堂的祠堂，已经被改名为红军堂了。我去参观时，遇到一位从外地打工回来也去红军堂参观的当地人。

我去的时候也是十一月底，也是阳光明媚的晴天，但是气温不是很低，江面的水流也很平静，一派旅行休闲的好时候。祠堂外的空地上是一个繁华热闹的农民集市。如今界首湘江的东西两侧架起了公路桥，往来十分方便。如果没有对湘江战役这段历史了解的话，很难想象在九十一年前，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涉及到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惨烈战役，这场战役导致红军队伍减员五万。据说，当时知道自己犯了严重错误的德国军事专家李德拿着手枪准备自杀，被翻译伍修权发现后阻止。

12月29日周恩来和朱德先到界首查勘渡口情况，知道情况的紧急和严峻，致电后方军委纵队加快步伐前进。12月1日上午军委纵队陆续抵达界首渡口，下午五点半，博古和李德等中央领导安全渡过湘江。

热闹非凡的界首渡口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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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光华铺阻击战的原址上，当时修建了红军墓和纪念碑。供后人来瞻仰和祭奠，我也是站在墓前毕恭毕敬地低头默哀。

光华铺战斗的惨烈牺牲，也让党的领导和军队领导深刻认识到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的危害。“搬家式”转移导致的行军迟缓、“甬道式”部署分散的兵力、对正确作战建议的拒绝，最终让红军在光华铺等地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部队中对左倾领导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正确性，要求改变领导的呼声愈发强烈。可以说，光华铺的鲜血，为后续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推动了红军军事路线的转变，成为中国革命从危急存亡到转危为安的重要转折点。

红军堂成列的湘江战役地图

12月2日从重围中突围的中央领导在湖南通道召开会议，大家接受毛主席的建议，放弃北上与贺龙、任弼时部汇合，进攻防守薄弱的贵州地区。12月18日又在贵州黎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决定正式否定三人组北上决定，改向遵义进军。

后来发生的遵义会议被今天定义挽救党和军队的重要转折会议。中国革命的曲折发展，每一次的转型和纠错都是基于过往犯下的错误和付出的代价而做出的调整，正是这种自我纠错的机制保证了中国革命事业的不断向前。相信，只要有这种自我纠错机制的存在，中国的发展就会从低谷走向高潮。

旅行与历史事件的了解、学习结合，这样的收获就更多，一次普普通通的旅行会成为自己见识和知识宝库的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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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