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特务刺杀陈毅未果，事后躲在医院当护士，因为1个细节身份败露

1958年初春，黄河岸边的济南仍带着丝丝寒意。位于市郊的棉纱一厂却热闹得很，新党员名额刚刚下达，车间里议论声此起彼伏。工人们最关心的，是医务室那位温和斯文的女医生——劳有花。谁也想不到，她曾在八年前卷入刺杀陈毅的阴谋。

追溯时间轴，1923年，劳有花出生在胶州湾。家境殷实、接受西式教育，使她早早就显出与同龄人不同的眼界。14岁那年考进南京教会护士学院，本以为一条专业道路就此铺开，却被侵华日军的枪炮声彻底改变。父母在南京沦陷中遇难，她被校方护送至重庆继续学业。孤身一人、血海深仇，一腔激愤很快被军统情报人员捕捉，这一点，在当年动荡的陪都并不罕见。

1940年，军统正式将劳有花吸收为外围成员。她容貌靓丽、学历优异，再加上对日寇刻骨的仇恨，在军统教官看来，几乎是特务工作的理想胚子。爆破、射击、密码、化装，一套流水线式训练过后，她很快便能独立收集情报。曾有同行私下感叹：“这姑娘手稳心狠，比不少老牌特工都可靠。”短短三年，她完成数次潜入任务，逐渐进入军统核心视野。

1946年3月17日，戴笠罹难，军统改组，毛人凤接手。新掌门喜用心腹，尤其欣赏劳有花这类“能藏能打”的女性资源。1949年1月，毛人凤亲自召见她，语速极快：“形势对我们不利，大部队西撤或南撤，都在考虑。你留下，别皱眉，这可是关键一子。”劳有花一声“是”，表面恭顺，内心却失落。她清楚，留在大陆意味九死一生。3月，她被单线派往上海，以护士身份伺机活动。

1949年10月，新中国刚刚成立，军统台湾站传来指令：协助特工李全德暗杀上海市长陈毅。护士身份成为天然掩体，她负责联络和掩护。11月初，李全德潜入上海，刚落脚即被华东公安总局技术侦查锁定，十小时后落网。刺杀计划胎死腹中。消息传到劳有花耳里，她只说了一句：“撤。”随后乘夜火车北走山东，行前烧掉密写本与照片，从此人间蒸发。

这八年，她漂浮在胶东半岛与济南之间。靠行医糊口，也靠行医隐藏。1955年，济南棉纱一厂扩建医务室，缺一名懂西医的医生，她的履历正好填补空缺。医术不凡、态度温和，三年里攒下极好的人缘。厂党委评先进，她总在榜上；职工食堂排队，有人自动把她让到前面。有意思的是，情报员出身的警觉在岁月打磨下日渐松弛，她连改名的打算都懒得付诸实施，“劳有花”依旧挂在工牌上。

1957年12月，中组部批给棉纱一厂三个发展对象名额，厂里初步商定其中一个给劳有花。填写入党个人登记表时，她照例把南京教会护士学院、重庆分校、胶州湾出生地一一写上。她没预料到，这三行看似平平无奇的履历，会与另一份尘封卷宗产生关联。

说到那份卷宗，不得不提黄赤波。1949年底，他曾参与破获李全德案，如今任济南市公安局审查干部。1958年1月，市里按惯例对新党员进行政治审查，棉纱一厂的材料送到他手上。黄赤波扫了一眼户籍、学历、年龄，眉头瞬间拧紧——“劳有花”三个字早在他记忆深处扎根。当年行动报告中提及“山东籍，护士学院背景，容貌出众”的协同者，一直未能抓获，如今几乎重合。

他立刻向上级请示，于1月28日晚带队进厂。医务室灯还亮着，劳有花正整理药柜。黄赤波推门而入，沉声一句：“劳同志，请配合调查。”现场不见挣扎，她只是微微苦笑，解下工牌放在桌上。随后，公安机关在其宿舍发现特工手册残页、微型密码本碎片，证据链锁死。审讯中，她交代全部经历，未再抵赖。

1958年4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判：劳有花因从事反革命特务活动，罪名成立，判处死刑。同案材料记载，她最后陈述很短，只说了一句：“自取其祸，怨不得人。”

纵观她的轨迹，两次关键选择改变命运：一次在重庆，她因国仇家恨与军统相合；一次在济南，她因大意把真实履历写进入党表。前者把她推入刀光火海，后者让烟雾散尽、真相大白。只是，那个时代的暗流涌动，不会给任何人第三次机会。

一纸登记表暴露潜伏八年的旧身份，背后不只是偶然。情报工作讲究蛛丝马迹，而组织审查更是层层设防；特务训练再精良，也挡不住时间与体制的双重筛网。或许，所谓天衣无缝，从来只存在于训练手册，而不在真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