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初冬清晨,雪线尚未退去,陈锡联从沈阳给北京打来加密电话,请示如何在两周内筹齐两万五千匹军马。话音刚落,周恩来已抬手示意身旁参谋:“去找载涛。”名字报出,让值班军官一愣——此人昔日是清廷禁卫军的统帅,如今不过骑着旧自行车穿胡同的“七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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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涛此刻正在东四牌楼的胡同口遛鸟,棉帽压得很低。接到通知后,他轻拍鸟笼,简单一句“知道了”,便推车直奔西长安街。外界只看到一位瘦高老人,没人想到他当年负责皇宫最后一支十万禁卫军。禁卫军不等同于京卫营,它是皇权象征,司令长官往往握有皇城最终防线。载涛二十三岁受封统领时,威势一度压过北洋系。
禁卫军的锋芒在辛亥炮火中被掩埋,载涛自己也被卷入权力真空。他主动交出兵权,拒绝跟随袁世凯南下,原因简单:不想替任何一方屠戮同胞。这一句“同胞”后来被毛泽东提起:“他那年选择收手,难得。”
清室退位后,皇家年俸缩水到“清室优待费”,更谈不上奢华。载涛卖掉旧宅,靠摆摊、耍猴、替人修鞍辔糊口。有人戏谑他“贝勒摆地摊”,他只笑笑:活下去要紧。中统档案里有一页记录:1938年日伪拟出高薪,邀“前禁卫军司令载涛出任伪治安总监”,被当场拒绝。
新中国成立第一届政协会议,由于筹备匆忙,未将这位满族代表列入名单。周恩来获知后连说三声“疏忽”。第二年补开会议,他亲自把载涛请进怀仁堂,并向毛主席作了介绍。“老载是行家,军马管理、火炮牵引、骑兵战术都懂,应当用上。”这是周总理当时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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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第一次见到载涛,注意到对方并无武人气势,反而书卷气很重,便笑问:“骑得动不?”。载涛拱手回答:“腿脚不快,眼里还能辨好马。”对话只此一句,占了他全部求职发言。主席旋即批示: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由朱德审批执行。批文送到家里,载涛沉默良久才对家人说:“国家信我,这活得干好。”
顾问头衔不等于虚职。朝鲜战场上,志愿军运输线被炸断,战马成了唯一能翻山越岭的动力。中央军委下达“十四天集结”的死命令,朱德抓起电话直通马政局。载涛带队北上,连夜奔赴牡丹江、呼伦贝尔,摸蹄声与列车汽笛同时响。十四天不到,两万五千匹健马站在安东江岸,提前半昼过线。前线后来流传一句口号:“打不过飞机,咱比它跑得快。”
抗美援朝回报的是一纸嘉奖令和一辆全新飞鸽自行车。送车的工作人员回忆,老人摸着车把露出孩子般笑容:“主席怕我脚力不济,给我换了坐骑。”此后他出入机关,必提一句“这可是首长配发的宝马”。
除军事顾问外,他还被安排探视战犯溥仪。那天抚顺管理所内,溥仪听到“七叔”来访跪倒痛哭。载涛低声告诫:“主席让你好好学习,别再错一步。”寒暄不过十分钟,消息在满族亲属中炸开:中央不追旧恨,重看今人。民族事务委员会议上,载涛举例这一幕,表态“满族与各族同舟,不当孤舟”。
步入六十年代,载涛已年逾七旬,仍坚持巡看军马场。有人用皮鞭抽马,他当场变色:“没规矩!”将鞭折成两段掷地。士兵回忆,这位“弼马温先生”训马更训人,骂完转身塞给伤马一把燕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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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他被推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民委副主任。会场里他沉默寡言,只在涉及民族政策或畜力运输时发言。字迹娟秀,一看仍是皇族家学,那些提案被军方评价“技术细致、可直接转训令”。
1970年9月2日,载涛因病逝世,骨灰安放八宝山。解放军炮兵政治部贴出讣告,称其为“爱国满族老同志”。天安门城楼西侧的马政局院子里,退役军马的嘶鸣声此后多停顿半刻,仿佛在寻找那位每天递胡萝卜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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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老干部后来总结载涛的命运:从皇族贵胄到市井摊贩,再到共和国顾问,交替的是制度,未变的是忠诚。周总理当年的话应验了——此人不仅能用,而且值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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