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少将起义后，被分配到四川搞生猪运输，1975年退休

1956年7月的一个闷热午后，成都东站的货场旁停着十节闷罐车，红漆的封条在阳光下发亮。站台上，一个头发微白的中年人掏出怀表，看了看时间，又抬头对铁路调度员点点头。他叫马士弘，曾经的国民党第十五兵团一〇八军二四一师少将副师长，如今却在为四千头川猪北上北京而奔波。这一幕成了他后半生的常态，也开启了他截然不同的生活轨迹。

生猪调运任务是四川省食品公司接下的“政治订单”。北京副食品紧张，中央要求保量保质，四川则承担每月四千头的份额。省公司点将时，多名干部面露难色，运输距离长、损耗大、风险高。最终，刚被调来不久的马士弘挺身而出：“我熟悉调度流程，试试没坏处。”一句话定下基调，众人暗自松气，却没人想到，这位“外行”出手竟会如此干脆利落。

火车开行前，他把工作拆成三个环节：装车、途中饲养、交接清点。装车是难点。川猪体胖，撞栏易受伤。他索性让木工连夜在车厢内搭双层木架，每层隔三格，单格限定二十头。有人嘀咕浪费空间，他反问：“少掉膘才是真省钱。”随后又配备草料、木槽和百升水桶，连同垫草、遮阴布蓬一并绑牢。铁路局看他方案缜密，破例开出红色货物运输单，优先挂行，“特种物资”待遇让列车从成都到丰台压缩到五天。

列车出发那天，马士弘亲自押车。他在笔记本里逐站记录温度、湿度、饲喂量，凌晨过秦岭隧道，煤灰飘入，他立刻命人检查布蓬。五天后，列车驶进北京南站，原计划1000头试运猪只损失两头，重量跌幅不足2%。验收人员竖起大拇指，这份成绩单直接促成“川猪北调”常态化。马士弘却没有庆功，他盯着报表，心算成本：活猪运费、损耗、补栏，合计竟比当时北京猪肉挂牌价高出一角一分。于是，一个更大胆的念头浮现——改运白条肉。

1957年春节前，白条肉运输方案被递交到省公司。屠宰后冷却分段，使用带冰屑的木箱保温，途中再添冰替换，七十二小时内保质到京。这个方案看似简单，实际上涉及屠宰场改造、冷链车厢调度、卫生检验三道关口。省公司犹豫，毕竟一旦肉质变质，损失不堪设想。马士弘坚持试点，并拉来铁路、卫生两部门联手。试运期再次取得成功，费用一下降了近两成。消息传到北京商委，有人批注：“此举可行，应推广。”

时间拨回到1934年。那年夏天，23岁的马士弘从北平中国大学毕业，还没来得及体验象牙塔外的轻松，就被北平街头的时局气氛推上军旅道路。他报考黄埔军校第十一期，站在操场上时，重庆口音的“前进”口令显得格外响亮。三年后，卢沟桥枪声炸碎了他的校园记忆。马士弘在正面战场冲杀八年，从排长一路升到团长。上海、武汉、宜昌、石牌、常德，多场会战留下他灰头土脸的身影。战后授勋时，他只是用重庆方言嘟囔一句：“总算捡回条命。”

抗战胜利并未带来安宁。1946年，马士弘调入国防部，主管陆军编制。文件堆里，他感到乏味，却被时事推着走。1949年秋，解放战争进入尾声，他所隶属的第十五兵团在西南战线节节败退。12月，兵团进入重庆郊外，眼见战局已定，他与同袍反复商量，最终决定起义。有人问缘由，他只说一句：“跟着历史走，比困兽犹斗强。”

起义后，被编入解放军第十八兵团联络处。成都解放当天，他参与城市接管，却没想到几个月后便被调往商会管代室。身份突变，他并未排斥。彼时的成都街道满目新气象，市民对起义将领既好奇又警惕，他索性低调行事。1952年，全市副食品管理交由食品公司统筹，组织需要“懂管理、能吃苦”的干部，马士弘主动报名。就这样，昔日少将走进了民生行业。

1960年前，城市肉食供应实行低价定量。成都180万人口，每月能领半斤猪肉，牛羊肉则只向清真顾客供应。定价低于成本，国家财政补贴压力大。会议桌上，“赔钱计划表”让干部们犯难。此时，马士弘提出两档销售制：定量价、特价，并放宽购买量。他解释：“基本口粮不能动，特价弥补亏空。”多位同事担忧触碰政策红线，会上批评声四起，甚至有人质疑他“怀旧资本主义”。他的建议不了了之，却给他带来一次深刻检讨。写检讨时，他只用一行字自嘲：“想多了，挨骂不冤。”

特殊年代，类似插曲不断。他的履历里有“原国民党少将”这一栏，风浪来时难免被波及。生产队送来批评材料，内容大多空泛。马士弘不争辩，只管做事。1969年，他随公司下乡调研生猪收购价格，趟过泥塘后直奔农户猪圈，农民惊讶地看着这位穿旧军装干部量尺称猪，转身递来热水。夜宿土炕，他生平第一次被跳蚤咬得满腿红点，仍记下猪粮比数据。回城呈报时，他得出结论：若收购价偏低，农户缩栏，城市终会吃亏。

1975年春，他在简陋办公室里签完最后一份调运计划表，笔尖留下一道浓墨。他递上退休申请，理由写得简单：“年龄已大，身体疲惫。”组织批准，他脱下工作服，领取了第一个月退休金。算起来，这个支付窗口的背后，已是他在食品公司度过的第二十三个年头。

退休后，他的生活并不清闲。市委统战部希望他参与对台工作，当时不少老将领分布各地，需要有人牵线疏通。马士弘熟人多、脾气平，几封信函寄出，台海两岸的旧部回信含蓄，却流露想家心情。1980年，他被聘为市政协六届委员会特邀委员。那几年里，他在祖国统一委员会办公室坐镇，整理联络资料，一上午能翻几十封旧信，眼角疲惫却不松懈。

朋友聚会时，人们好奇他的心境，毕竟从少将到副食品干部，是非曲折少见。他总笑称自己“算糊涂账”：前三十年打仗，后面二十多年管猪，身份不同，目标一致，都是为了让人活得好一点。听到这种说法，席间常有人沉默片刻，随后举杯。

1988年冬天，重庆老家传来噩耗，母亲病逝，享年九十。马士弘跋涉千里回忠县，守灵至夜深。他抚摸故宅院门，木漆斑驳，墙角满是青苔。乡邻讲起他的事迹：少年读书、投笔从戎、起义归队、成都运猪，叙述轻描淡写，却把一条清晰的轨迹呈现在故乡记忆中。离家那天，他对外甥低声说：“别让老人家觉得亏欠，咱做事虽苦，终究有用。”

进入九十年代，国内冷链物流迈入新阶段。省食品公司重访旧档案，发现当年白条肉试运记录仍保留完整，运输方案与当代冷链技术不谋而合。青年工程师拜访马士弘，赞扬他当年的远见。马士弘摆摆手：“只是站在当时的难题上，想了个省钱办法。”简单一句，却映射出当年务实作风。

2000年，马士弘病重住院。探视时，旧同事问他最满意哪件事，他思考片刻，回答却并非战争功勋，也不是政协工作，而是第一次押运生猪北上那趟火车。他说：“那列车没耽误北京人吃肉，也算上战场外立过小功。”说完咳嗽几声，神色安然。

马士弘的一生，战火、政潮、民生交错。有人称他跌宕，也有人说他通透。他从未写自传，只把零散文件封存进旧皮箱，箱子外面贴着一张褪色标签：生猪运输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