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安事变中，亲手活捉了蒋介石的孙铭九，建国后享受什么待遇？

1979年10月，一封薄薄的信件摆在叶剑英元帅案头。写信人是已淡出人们视线多年的王玉瓒，他自称当年率队擒住蒋介石，并详细列出经过。信上墨迹未干，却再次把另一位名字推到风口——孙铭九。许多人好奇，这位在1936年那场震动中外的兵谏行动里“活捉委员长”的东北军少壮将领，此后到底过得怎样？建国之后，又得到了什么样的安排？

把时间拨回到1931年秋。张学良赴津途中，对负责警卫的年轻警察孙铭九生出了几分欣赏：身手快、枪法稳，还逢人便说“日本不打，打自己人算什么英雄”。九一八事变让东北军窝着一肚子火，蒋介石却连连电令“剿共”，孙铭九的这股子冲劲正迎张学良心思，于是被收入随从参谋序列。

1936年春，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陕甘宁一带枪声慢慢稀疏。周恩来、叶剑英与张、杨两位将领数次密谈，“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共识逐步成形。蒋介石仍电令进攻，东北军与陕军内部怨气沸腾。张学良的日记里留下一行字：“此局若不转圜，中国将无宁日。”

12月12日凌晨，一阵急促电话铃声划破西安寒夜。孙铭九对张学良说：“主任放心，我去请委员长回来。”随即带卫队扑向临潼华清池官舍。蒋介石警卫仓促应战，被击溃。孙铭九在后山乱石缝里发现躲藏的蒋介石，拂去其头上尘土，说了句：“委员长，请回府议事。”这句话日后在东北军口口相传。

事变震惊南京。汪精卫主张空袭西安，何应钦调集中央军，局势随时可能失控。延安方面决定派周恩来率团赴西安，条件只有一条：蒋介石必须活着谈判。17日凌晨，周恩来抵达，随即展开马拉松式协商。和平解决方案最终敲定，张学良陪蒋介石返宁受审，孙铭九因此被授予特务团团长，官至上校。

风云急转，1937年2月，张学良被软禁消息传至西安，孙铭九怒极，派人刺杀持“妥协”主张的王以哲，酿成震动。杨虎城发布通缉令，蒋介石更是下死手限期缉捕。周恩来见状，悄然安排孙铭九赴陕北隐匿。此后数年，他辗转天津、上海法租界，靠变卖随身首饰度日，随身只留一本《三国志》。

1943年，生活无以为继，他接受汪伪政府招募，任职军训处。一封日方加密电报落到军统手里，写着“孙某旧事可供利用”。蒋介石追捕之令再起，为求自保，他干脆同汪伪合作。抗战胜利那天，孙铭九穿着旧军装躲在阁楼，不敢下楼看烟火。

1947年冬，在吉林临江，他被解放军俘获。讯问时，孙铭九拍腿称：“我本要来投共！可接头人半路被暗杀。”审讯者留下这句自辩，却仍将他列作“可教育释放”对象。1949年后，政务院对西安事变有功而无血债者作统筹处理。孙铭九先在上海纺织局挂职，旋即被邀请为市政府参事，1956年又当选市政协委员，享受副厅级医疗待遇，每月配给两斤牛奶、五斤猪肉票。

有意思的是，孙铭九极少在公开场合提及“活捉”细节。朋友敬酒，他总是摆手：“那是张少帅的谋略，我不过听命行事。”1978年拨乱反正期间，他主动写材料，补充“西安事变相关证言”，重申自己未曾与日伪狼狈为奸，只因躲避追杀才穿了那身制服。

再说那封1979年的信。叶帅阅后批示：“此事存疑，毋须再议。”几个月后，中央文献研究室请孙铭九回忆，他只笑答：“到底是谁先碰到委员长不重要，重要的是后来全国打鬼子。”记录员提笔欲再问，他抬手压住：“年轻人，别让功劳账分了抗日的心。”

1984年，孙铭九病逝上海，终年七十三岁。治丧委员会名单上，排在首位的职务，是“上海市政协委员”。追悼会当日，花圈林立，却不见高调宣传。有人感慨：“若无那一抓，今日葬礼不过一位普通退役军官。”也有人摇头：“可惜他后来误入歧途。”两种声音，在挽联烟雾中交织，却再无人能改变已经写进史册的事实。

王玉瓒的自述至今仍存档案柜里，学者们或许还会争论“擒蒋第一人”。然而，在那场事关民族生死的较量中，孙铭九确为关键执行者，故而新中国给予了政协委员的政治待遇与相应生活保障。至于功过评说，留给冷静的史料与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