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月的一天清晨,阿尔及尔国际会议中心外还飘着细雨,周恩来总理率领的代表团却已踏上继续访问的征程。大厅里灯光熠熠,各国记者挤在一起,争抢一个能够提问的机会。周总理刚落座,意外的一幕出现——某西方电视台记者高举话筒,话音不高却格外刺耳,“贵国若想上我们的节目,需要支付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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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一下僵住。翻译们对视,摄像机的灯光不停闪烁。就在众人心里打鼓时,只见一位身着浅色套装的女外交官脚步稳健走上前。她没有拿稿子,也没有看任何人,只留下短短一句回应:“你想错了,记者先生。等世界各地的电视纷纷播出周恩来的影像时,贵国再来衡量自己的失误吧。”大厅瞬间掌声雷动,提问记者面露尴尬,话筒缓缓放下。
说话的人叫龚澎。她出生于1920年,童年在广东度过。父亲曾是辛亥革命军官,母亲则是黄兴的内弟妹。革命血脉、海外求学的家庭环境,让她自小掌握流利英语,也练就了面对外人时的沉稳。
1935年冬,北平街头飘着雪花。燕京大学学生冲出校园,喊出抗日口号。人群最前面那个披长围巾的女生正是龚澎。她张贴传单、登台演讲,嗓子嘶哑也不肯停。那一年,她十九岁。
三年后,硝烟仍在。龚澎背着行囊转进延安,短短数月就成了中央翻译组的骨干。毛泽东接见西方记者时,她把复杂的政治表述化成干净的英文句子。彭德怀后来感慨:“这姑娘安静得很,一发言却刀口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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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夏天,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走廊里总能看到她忙碌的身影。也是在那里,她第一次近距离观察周恩来处理记者会:问题再刁钻,回答却滴水不漏。多年以后,龚澎在新闻司司长位置上沿用的,就是那一套“用事实说话”的原则。
同年,香港《新华日报》来了一位年轻编辑——乔冠华。沉默寡言,是外界对他的初印象。龚澎耐心为他介绍工作流程,不久两人配合做外事报道,稿件多次见报。不到三年,他们结为伴侣。周总理听说后幽默地点评:“棋逢对手,好事!”
1949年初冬,北平和平解放。夫妇俩护送大批民主人士自香港北上,火车一路行至丰台。江面雾气腾腾,龚澎却没时间欣赏,只顾核对名单、安顿人员。乘客中有人私下感慨:“这一对搭档,比专业车站职员都细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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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外交部紧缺既懂外事又熟悉新闻的人才。35岁的龚澎临危受命,成为新闻司首任女司长。她要求同事写稿必审三遍:政治准确、信息完整、语气有度。“说得多不难,难在不该说的一个字不吐。”她常如此提醒新人。
再回到1963年的那场风波。阿尔及尔记者会结束后,许多第三世界媒体主动要求播放周恩来访谈资料。那家先要收费的电视台最终免费转载,并在片尾加上“资料来源:中国代表团”字样,态度转变不言自明。
1965年,龚澎向新闻司干部做业务培训。“要像战士一样守住阵地,”她再次强调,“信息阵地同样需要冲锋。” 讲台下的年轻人记住了这句话,后来走向全球各大使馆的新闻处,他们的手法里多少都带着龚澎的影子。
遗憾的是,1970年春,她突发脑溢血,离开岗位,也离开亲人,年仅五十六岁。那年北京的雪来得很早,儿子乔宗淮在病房外看着满地积雪,才明白母亲真的无法再回到新闻司。而她留下的手稿、剪报,依旧按照年份整齐放在抽屉里。
今天回看1963年的阿尔及尔,短短一句“你想错了”,既有锋芒也含分寸。它意味着中国人不接受不平等,也宣示了新中国的自信与从容。龚澎没用复杂外交辞令,就完成了一堂生动的国际新闻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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