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年，毛主席与人叙旧，开玩笑问：“关公姓什么”，结果没人答对

1921年初夏的长沙城，湘江水气翻涌。第一师范附小的教导主任毛泽东在操场边踱步，远远看见隔壁师范的年轻讲师周谷城正抱着一摞新到的外文书。风一吹，书页晃出一抹暗红——是《资本论》。毛泽东半开玩笑地招呼：“谷城，读这本可是要动脑筋的。”周谷城笑而不答，两人却就此结下友情。谁能料到，这段师友情穿过烽火岁月，会一直延伸到一个大雪纷飞的1958年夜晚。

时间快转二十四年。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抵重庆谈判。尚未踏入会场，他被一只热情的手攥住。“我是谷城，您胃还犯病吗？”周谷城话音发颤，分明怕这位老友忙到忘了自己。毛泽东哈哈大笑，用重重一握回应。短短数语，把双方二十多年的坦诚全拉了回来。

到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毛泽东游完泳，披浴衣歪坐中南海凉棚，抬手让人去请周谷城。业内流传，主席想见学者时从不兜圈子，秘书只说“主席有事相商”。周谷城到来，正惴惴打算请示，毛泽东反倒先问：“会游吗？”这位历史学家愣住，点头又摇头，引来一阵爽朗大笑。下水以后，他在浅区慢慢挪向主席所在的深水处，狼狈却执拗。上岸时，周谷城自嘲：“我既无力深入浅出，也难由浅入深。”毛泽东顺势谈赵充国屯垦，点明“争鸣终归要见效”，借古论今，把“百花齐放”的脉门递到周谷城面前。

转眼到1958年1月。申城遭遇罕见大雪，夜色里雪粉砌了屋檐，梅花寒香透骨。复旦教授周谷城抱书欲出门赏景，一通突如其来的电话把他叫向东湖宾馆。对方仅说一句——“有人想与您夜话”。周谷城猜不出是谁，只觉事不寻常。待抵达院口，上海市公安局长竟亲自迎接，请他登车直奔龙华机场。

专机落地杭州，已近子夜。西子湖畔灯火漫射，湖面被雪映得苍茫。主楼灯光透出暖意，毛泽东、郭沫若、周世钊等人先后抵达，却谁也没率先开口。厚棉袍裹住沉默，仿佛每个人都把话题留给别人。毛泽东瞥见窗外雪影，忽然把茶盏往桌上一放：“诸位，关公到底姓什么？”声音并不高，却足够让屋里一下子安静又热闹。

“难道不姓关？”周谷城下意识脱口，自己都觉得回答太直接。毛泽东摇头说“不对”，眼里带着戏谑。郭沫若索性翻书，却一时无据。有人提出“关羽本姓冯”，也有人猜“原本姓关，后面是外号”。众说纷纭，答桉依旧空缺，倒把先前的尴尬一扫而空。毛泽东这才淡淡点破：关羽据传初为冯家子，避祸改姓关——真假姑且不论，关键在于“史书背后常有故事，别被一张标签困住”。一句话把众人拉回了“求真务实、激扬争鸣”的主题，亦顺势替周谷城不久前发表的争议文章解了围。

那篇文章刊在《新建设》，题为《形式逻辑与辩证法》。周谷城直言评点苏联学者的理论，言辞犀利，引来非议。毛泽东把杂志拍在桌上，只一句：“写得痛快，继续写。”随后哈哈大笑，仿佛刚才那场关于关公姓氏的追问只是热场，真正的议题其实在这里——“敢言才有百家，笔胆才有春秋”。

席间无酒，众人却越谈越兴。毛泽东偶尔用湖南口音插一句：“别怕犯错，真理常在怀疑里长筋骨。”有人提议续雪夜赏梅，众人披大氅沿湖而行，梅香混雪气，旧友列阵，犹如一场无形的学术长征。

自此以后，两人仍有数次书信往返。1965年春，毛泽东在上海读报，偶见一阕旧词，马上让人备车。老式别墅里，两人围炉烹茶，谈诗格律亦谈世界史。谁也未想到，那竟是最后一次对坐。数年后，周谷城在“牛棚”里摔打石灰，忽听远处喇叭播放一句录音：“周谷城的《世界通史》要接着写，他还没写呢。”声音来自北京，是毛泽东。

两位师范旧识，一位走上革命大道，一位留守讲坛。潮起潮落，命运把他们推到不同坐标，却又在关键节点让两条轨迹交汇。1958年那场雪夜小聚，短短一句“关公姓什么”，看似玩笑，实则点出历史研究的活水之源——疑问、求证与独立思考。时光落幕，雪已融化，那一声哈哈大笑却像钟声，久久荡在西子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