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初夏的长沙城,湘江水气翻涌。第一师范附小的教导主任毛泽东在操场边踱步,远远看见隔壁师范的年轻讲师周谷城正抱着一摞新到的外文书。风一吹,书页晃出一抹暗红——是《资本论》。毛泽东半开玩笑地招呼:“谷城,读这本可是要动脑筋的。”周谷城笑而不答,两人却就此结下友情。谁能料到,这段师友情穿过烽火岁月,会一直延伸到一个大雪纷飞的1958年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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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快转二十四年。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抵重庆谈判。尚未踏入会场,他被一只热情的手攥住。“我是谷城,您胃还犯病吗?”周谷城话音发颤,分明怕这位老友忙到忘了自己。毛泽东哈哈大笑,用重重一握回应。短短数语,把双方二十多年的坦诚全拉了回来。
到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毛泽东游完泳,披浴衣歪坐中南海凉棚,抬手让人去请周谷城。业内流传,主席想见学者时从不兜圈子,秘书只说“主席有事相商”。周谷城到来,正惴惴打算请示,毛泽东反倒先问:“会游吗?”这位历史学家愣住,点头又摇头,引来一阵爽朗大笑。下水以后,他在浅区慢慢挪向主席所在的深水处,狼狈却执拗。上岸时,周谷城自嘲:“我既无力深入浅出,也难由浅入深。”毛泽东顺势谈赵充国屯垦,点明“争鸣终归要见效”,借古论今,把“百花齐放”的脉门递到周谷城面前。
转眼到1958年1月。申城遭遇罕见大雪,夜色里雪粉砌了屋檐,梅花寒香透骨。复旦教授周谷城抱书欲出门赏景,一通突如其来的电话把他叫向东湖宾馆。对方仅说一句——“有人想与您夜话”。周谷城猜不出是谁,只觉事不寻常。待抵达院口,上海市公安局长竟亲自迎接,请他登车直奔龙华机场。
专机落地杭州,已近子夜。西子湖畔灯火漫射,湖面被雪映得苍茫。主楼灯光透出暖意,毛泽东、郭沫若、周世钊等人先后抵达,却谁也没率先开口。厚棉袍裹住沉默,仿佛每个人都把话题留给别人。毛泽东瞥见窗外雪影,忽然把茶盏往桌上一放:“诸位,关公到底姓什么?”声音并不高,却足够让屋里一下子安静又热闹。
“难道不姓关?”周谷城下意识脱口,自己都觉得回答太直接。毛泽东摇头说“不对”,眼里带着戏谑。郭沫若索性翻书,却一时无据。有人提出“关羽本姓冯”,也有人猜“原本姓关,后面是外号”。众说纷纭,答桉依旧空缺,倒把先前的尴尬一扫而空。毛泽东这才淡淡点破:关羽据传初为冯家子,避祸改姓关——真假姑且不论,关键在于“史书背后常有故事,别被一张标签困住”。一句话把众人拉回了“求真务实、激扬争鸣”的主题,亦顺势替周谷城不久前发表的争议文章解了围。
那篇文章刊在《新建设》,题为《形式逻辑与辩证法》。周谷城直言评点苏联学者的理论,言辞犀利,引来非议。毛泽东把杂志拍在桌上,只一句:“写得痛快,继续写。”随后哈哈大笑,仿佛刚才那场关于关公姓氏的追问只是热场,真正的议题其实在这里——“敢言才有百家,笔胆才有春秋”。
席间无酒,众人却越谈越兴。毛泽东偶尔用湖南口音插一句:“别怕犯错,真理常在怀疑里长筋骨。”有人提议续雪夜赏梅,众人披大氅沿湖而行,梅香混雪气,旧友列阵,犹如一场无形的学术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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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以后,两人仍有数次书信往返。1965年春,毛泽东在上海读报,偶见一阕旧词,马上让人备车。老式别墅里,两人围炉烹茶,谈诗格律亦谈世界史。谁也未想到,那竟是最后一次对坐。数年后,周谷城在“牛棚”里摔打石灰,忽听远处喇叭播放一句录音:“周谷城的《世界通史》要接着写,他还没写呢。”声音来自北京,是毛泽东。
两位师范旧识,一位走上革命大道,一位留守讲坛。潮起潮落,命运把他们推到不同坐标,却又在关键节点让两条轨迹交汇。1958年那场雪夜小聚,短短一句“关公姓什么”,看似玩笑,实则点出历史研究的活水之源——疑问、求证与独立思考。时光落幕,雪已融化,那一声哈哈大笑却像钟声,久久荡在西子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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