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当红军师长时，政委是陈锡联，1955年陈锡联授上将，他却是大校

一九五五年秋天，北京怀仁堂举行授衔典礼。将帅们此刻齐聚一堂。四十岁的陈锡联从领导人手中接过命令状。他肩章上的三颗金星闪闪发光。

而不久之后在另一个布置简朴的会场，会场里很安静，也进行着一场授勋仪式。四十二岁的周时源站得笔直，接过了写有自己名字的命令状。命令状深蓝色的底板上，缀着两枚校官星徽，光泽沉稳。

故事要往前回推十九年，在西北的黄土高原的。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在甘肃一个叫山城堡的地方。红军围住了国民党胡宗南部的一个旅。

在红四军十一师的指挥所里，师长周时源抓起电话，向前沿阵地发出进攻命令。而在身旁，他的搭档十一师政委陈锡联正在仔细查看地图。

当时，周时源二十二岁，陈锡联更是只有二十一岁。他们是红四方面军中最年轻的师级指挥员。两人的军旅生涯在此紧紧交汇，却又从这里开始，逐渐走向了不同的方向。

一九二九年，在安徽金寨，十五岁的农家少年周时源放下砍柴刀，转身加入了村里的农民赤卫队。第二年，这支队伍编入红军，他正式成为红一军的一名战士。

周时源第一次显示自己的军事才能是在一场艰苦的围城战中。一九三二年春，著名的苏家埠战役进行了四十八天。红军采取“围点打援”战术，但战斗很快陷入了僵局。

在外围的韩摆渡据点成为战斗的焦点，当时还是传令兵的周时源站了出来，他带领一支突击队趁夜摸近据点剪断铁丝网，用捆在一起的手榴弹炸开了土围子厚重的大门。

苏家埠战役结束后，周时源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战报中，不久，这位平日沉默寡言，但作战果敢的年轻人被提拔为连长。

后来，红四方面军转战川陕交界，周时源在接下来的战斗中迅速成长。一九三三年底，四川军阀刘湘发动“六路围攻”，这是川陕苏区面临的最严峻考验。

万源防御战尤为惨烈。时任营长的周时源奉命死守青龙观。阵地被炮弹反复犁翻，他带领战士们用刺刀、石头，一次次击退整营敌人的冲锋。此战之后，他因战功升任团长。

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随即部队进行整编。周时源此时接到任命，担任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长。接到命令时，他刚满二十二岁。而上级派来的师政委比他更小一岁，此人正是陈锡联。

随后这对年轻搭档马上联手指挥了山城堡战役，这一战也为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画上了句号。一九三七年初，周时源来到陕北。当时，延安正在开展对红四方面军张领导的批判。

周时源因曾在鄂豫皖和川陕作战勇猛而受过张领导的表扬和提拔，这段历史需要接受审查。他的师长职务随后被暂停，组织安排他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他每天就这样坐在抗大的石窑洞里，认真学习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课程。窑洞窗外是陕北连绵的山梁沟壑，远处常传来其他部队操练、准备开赴前线的口号声。

这一切，暂时都和他有了些距离。就在周时源埋头学习时，他曾经的搭档陈锡联正指挥八路军一二九师七六九团夜袭日军阳明堡机场，一举炸毁二十四架飞机。捷报传来，举国振奋，陈锡联的名字很快就传遍大江南北。随后他很快就升任385旅副旅长、旅长，开始独当一面。

在延安的学习结束后，一九三八年周时源离开熟悉的红四系统，被派到烽火连天的华中敌后根据地，任新四军游击支队副参谋长。这职务虽然职务不低，但这是一支新组建的部队，并非主力部队。

次年，在安徽北部的芦家庙，他指挥部队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歼灭一股伪军，缴获不少枪支弹药。但此时他的一些问题也在这个过程中显露出来。有战士反映他带兵方式简单粗暴，存在打骂战士的情况。而他在对战斗中缴获物资的处理情况，也引发了一些议论。

当时正逢整风运动，经过组织严格调查后，上述情况属实。一九四零年，周时源受到严厉处分，被开除党籍。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后期，他的职务在团长和副团长之间变动。他仍参与、指挥了许多战斗，但再也没有回到师级指挥岗位。

同一时期，在华北太行山上，陈锡联已从八路军旅长成长为军分区司令员，成为能够独立领导一个战略区域的将领。两人之间的差距，在连绵的炮火声中悄然拉大。

抗战胜利后，周时源随部队开赴东北，担任辽西军区保安第一旅第三团团长。一九四六年，四平保卫战激烈异常。他率部坚守三道林子阵地。

国民党军炮火极其猛烈，工事屡次被毁，部队伤亡惨重，但他最终守住了防线。上级肯定他坚决执行命令，但评价中总附带一句，就是代价大了些。

他在解放战争中最具个人印记的一笔，留在锦州城墙下。一九四八年秋，辽沈战役重心转向锦州。攻城部队被高大厚重的城墙阻挡，进展困难。

周时源凭借早年攻打苏家埠的经验，提出一个大胆方案，进行大规模爆破。工兵连夜在城墙根下挖洞，埋入六百多斤炸药。

拂晓时分，一声闷雷般的巨响，砖石飞天，城墙被炸开一个二十多米宽的大缺口。主力部队随即从此涌入城中。

尽管破城速度因此大大加快，但首功记在了当时担任主攻任务的另一支部队名下。

此时，不少他当年任师长时的老部下，已成长为军长甚至兵团级指挥员。战场上相遇，对方仍恭敬称他“老师长”，但作战命令上的上下级关系，早已逆转。

在一九五二年的干部评级时，评审人员翻开周时源的档案，首页履历确实出色，一九二九年参军，一九三六年即任红军主力师师长。

凭此老资历，他获颁三级八一勋章。然而，再往下翻，问题出现了。一九四零年的处分决定清晰夹在其中，“开除党籍”四字虽然后来被纠正，却像一道深深的折痕，永久留在了纸页上。

当时确有原则，对红军时期的师级以上干部可“适当照顾”。但这个“适当”颇有讲究。讨论他的定级时，一种意见认为他早期战功大，应予上调。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其历史纪律问题性质严重，评级须体现区别。

经过反复权衡，最终把他定在正师级。因此，一九五五年，在怀仁堂，陈锡联肩扛上将金星，而周时源肩上佩戴的是大校军衔。十九年前山城堡指挥所里并肩而立的两位年轻指挥员，此刻已相隔数级台阶。

授衔后，周时源被调往东南沿海前线。他在福建军区担任副司令员，主要负责海防和后勤建设。他工作踏实，很少提及往事。

一九六四年，部队计划晋升一批资深大校为少将。上报名单中，周时源的名字后专门附有说明，该同志资历很老，年龄亦较大（五十四岁），建议给予晋升。

同年，经周总理签署命令，周时源晋升为少将军衔。他是那次晋升者中年龄最大的一位。

一九七四年七月，周时源在福州去世。组织发布的讣告简要回顾了他的一生，肯定了他早年的战功和建国后的工作。

历史记录了他的功绩，也记录了他的过失。时光把这一切冲刷成一段平静的往事，留在那里，供后人翻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