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毛主席致电秦城监狱的一名囚犯：来北京，参加国庆招待会

1974年9月29日深夜，北京秋风略带凉意，中南海值班电话却持续震响。守夜人员拿起话筒，仅听毛主席一句简短指示：“秦城那位屈武同志，带他来人民大会堂过节。”寥寥数字，没有解释，也无需解释。

同一时刻，秦城监狱北楼灯光骤亮。值班干警跑到劳动车间，对着已经七十三岁的屈武喊了一声：“北京请你去参加十月一日招待会！”屈武擦掉手上尘土，怔了几秒才低声回应：“党还记得我？”声音里带着掩不住的颤抖。

车辆连夜启程。颠簸中，这位历经风雨的老人不断整理衣领，像是要去见一位久别的战友。短短五十余公里，却仿佛跨越了他六年牢狱的漫长时光。车窗外的路灯，一盏接一盏地掠过，一如他跌宕起伏的革命生涯。

屈武的名字，在不少青年读者眼里或许有些陌生，可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提到他，许多老革命会竖起大拇指。1919年五四风云初起时，年仅十八岁的他带头冲进北洋政府总统府，用脑袋把额头撞得鲜血直流。那一抹血迹，后来被北平街头的学生们反复传颂，成了“血溅总统府”的生动注脚。

1922年春，于右任将女儿许配给这位热血青年。三年后，经李大钊推荐，屈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一只脚立在国民党，一只脚立在共产党，行走于刀锋，却始终没有忘记民族利益。有人笑他“脚踩两条船”，他则淡淡一句：“船不在多少，岸在何处才最重要。”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远在莫斯科的屈武按捺不住，给王明写信：“日寇已燃我家园，岂能坐观？”清秋十月，他辗转换车，经蒙古草原回到延安，随后遵命奔赴重庆，打入国民党高层。周恩来拍着他的肩膀说：“前线固然热血，统战也是火线。”

抗战岁月里，他凭借与蒋经国的“异姓兄弟”情分，为我党输送情报、调解摩擦，还协助张治中从新疆救出一百三十一名共产党员，护送北上。毛主席在重庆谈判期间见到他，特意加了一句评语：“这位先生，刀口上行走，却从不折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屈武在外交场合频频出现；可对他而言，最大的牵挂始终是海峡对岸。1958年，中央决定派人与蒋经国接触，毛主席、周总理都点了他的名。谈判最终因外部环境告吹，但屈武一趟澳门之行，让多年未见的兄弟在茶楼里重逢。对话不过几句寒暄，却为后来两岸沟通埋下伏笔。

十年之后的1968年，政治风浪突起，屈武被关进秦城。有人提醒他“写检讨”。他只写下一行字：“对党忠诚，可查。”然后便拿起劳动工具，从不多言。那一年，他已年近古稀。

1974年国庆招待会，人民大会堂灯火辉煌。屈武站在角落，身披旧中山装，远远看见许多昔日战友。有人上来与他紧握双手，低声说：“老屈，组织一直惦记你。”他微笑回答：“能出来干活就好，别再耽误事。”

次年初秋，病中的周总理在病房里写下一封墨迹颤抖的信：“两岸尚未统一，烦请老弟再多用心。”屈武读后泪湿衣襟，立刻着手准备对台工作小组的方案。1980年至1988年，他前后八次致函蒋经国，言辞诚恳，不乏兄长式劝勉：“历史不会等人，机会转瞬即逝。”

1987年6月，屈武拄着拐杖来到浙江奉化溪口，为蒋母扫墓。当地百姓瞧见这位白发老人跪地上磕头，谁也没想到，他曾经坐过秦城六年，曾和蒋经国在莫斯科共吃大列巴。记者追问缘由，他回答得直白：“兄弟连母亲墓都回不了，我代他尽孝。”

1992年6月，屈武病重。弥留之际，他嘱托家人：“台湾若归，替我祭酒一杯。”房内没有豪言壮语，只有轻微的呼吸声渐渐停歇。享年九十六岁。

1998年，中央专门文件评价屈武，一行加粗的文字被许多老干部默念：“他是一位真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也是一位执着的民族统一使者。”没有额外修饰，却刚好概括了那通深夜电话背后的全部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