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军统少将在街上抱住一地下党：你这叛徒，快跟我去自首吧

一个双手沾满共产党人鲜血的军统少将，在重庆解放后的街头，死死地勒住一个前中共市委副书记的脖子，声嘶力竭地吼着：“跟我去自首！”

这出发生在1949年山城冬日里的真实场景，你找不到比这更拧巴的剧本。

1949年12月初的重庆，天是灰蒙蒙的，风刮在脸上跟刀子似的。

对国防部保密局西南特区的少将副区长李修凯来说，这风不仅冷，还透着一股子要命的味道。

解放军进城了，《大公报》头版黑字印着“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每一个字都像钉子，敲在他的心口上。

这个41岁的湖北汉子，大半辈子都在跟共产党对着干，现在人家找上门了，他的名字，肯定排在清算名单的前几页。

李修凯把自己关在“中央合作金库”的宿舍里，整整四天没怎么出门。

屋里跟冰窖一样，肚子饿得咕咕叫，心也跟着往下沉。

饥饿和恐惧，这两样他过去最擅长用来对付“赤匪”的家伙，现在反过来把他自己收拾得服服帖帖。

他这辈子走得不算顺。

21岁那年被戴笠相中，进了浙江警官学校，算是踏进了军统这扇门。

可他没靠山，在里面就是个边缘角色。

从武汉站的小办事员，好不容易熬到上校科长，看着挺风光，其实处处受人排挤。

在福建建瓯带特务训练班，因为太会拍上司马屁，被同事起了个外号叫“日军安慰所的招待”，这外号跟了他好久，是刻在骨头上的耻辱。

到了1949年，一纸调令把他派到重庆当西南特区副区长，听着是升官了，可实际上，“西南王”徐远举根本不拿他当盘菜。

连毛人凤的小舅子周养浩都敢在他面前甩脸子，他一个外来户，能有什么好日子过。

现在，天要变了。

躲是躲不过去的。

12月4日那天，李修凯饿得实在顶不住，也怕得实在顶不住了，他换了身不起眼的衣服，第一次溜达到国府路308号的“范庄”，也就是新成立的军管会门口。

他就是想看看，新来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

站岗的解放军战士，一个个腰杆挺得笔直，看着挺和气，跟他脑子里想的“杀人不眨眼”完全是两码事。

这一眼，让他心里那块冰开始有点松动。

没过两天，报纸上又一条新闻让他彻底下了决心。

保密局湖南站的少将站长刘人爵，跟着程潜、陈明仁一块儿起义了，报上说共产党对他挺宽大，既往不咎。

李修凯脑子转得快，他闻到了一股活路的味道。

共产党说话算话，这是个机会。

12月6号下午，他第二次走向“范庄”。

这回他没在门口晃悠，直接跟哨兵亮了身份。

哨兵把他带到了老街的“慈居”。

这地方李修凯熟，以前是徐远举的地盘，多少共产党人在这里被撬开嘴、丢了命。

现在，这里挂上了重庆市公安局的牌子。

晚上，值班科长熊良晨接待了他。

李修凯从怀里掏出自己的名片，还有两把德国造的毛瑟手枪和两条“小黄鱼”（黄金），往桌上一放，就算是交了底。

当他听到“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时，这个四十多岁的特务头子，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他当场拍着胸脯保证：“我愿意把所有潜伏特务的名单都交出来，只求戴罪立功！”

一个前半生靠抓共产党吃饭的猎人，为了活命，决定掉转枪口，去抓自己过去的“同事”。

就在李修凯琢磨着怎么在新主子面前立功的时候，另一个人正像没头苍蝇一样在重庆的街头乱撞。

这个人叫冉益智，在1949年的重庆，这个名字就等于“叛徒”。

他就是后来小说《红岩》里那个“甫志高”的主要原型，但真人比小说里那个角色还要不堪。

冉益智这辈子，就是个投机分子。

他家是地主，早年间在国民党县党部的刊物上写文章，骂起共产党来，那叫一个词汇丰富、感情充沛。

后来因为卷进地方派系斗争下了大狱，巧的是，在牢里，有个叫钱瑛的共产党员还帮过他。

这段经历，成了他日后投机的最大本钱。

出了狱，他把自己那段反共的黑历史藏得严严实实，把自己包装成一个追求进步的知识青年。

他长得斯文，戴副眼镜，说话头头是道，很能唬人。

就这么着，他混进了共产党，还因为能说会道，官运亨通，到1947年，已经是中共重庆市委的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了，地位相当高。

写《红岩》的罗广斌后来回忆，第一次见冉益智，觉得他“穿藏青西服，系红花领带，戴眼镜，比较儒雅”。

就是这个“儒雅”的男人，平时最爱干的事，就是给同志们上课，讲什么叫“革命气节”，讲被捕了以后要怎么咬紧牙关，视死如归。

可笑的是，他刚给一个叫曾紫霞的年轻女党员主持完入党宣誓，讲了一大通慷慨激昂的话，不到半个月，他就亲手把曾紫霞和她的爱人，送进了徐远举的魔窟。

1948年4月，轮到冉益智自己被捕了。

他连像样的刑罚都没挨，特务才抽了他几个耳光，这位市委副书记就彻底软了。

他把他知道的所有地下党组织、联络点、人员名单，像倒豆子一样全说了出来。

他的叛变，直接让重庆地下党组织几乎全军覆没，一百三十多个同志被抓，其中五十多人后来被杀害。

更恶心的是，他和另一个叛徒，市委书记刘国定，俩人为了在特务头子徐远举面前争功，居然搞起了“叛变比赛”。

刘国定出卖了组织，徐远举奖励他一个中校军衔。

冉益智看了眼红，马上主动交代了自己过去负责的万县地下党组织情况，也换了个中校。

刘国定不服气，回头又把广安等地的组织给卖了，晋升上校。

他们俩就这么踩着同志们的尸骨，往上爬。

重庆一解放，冉益智知道自己完蛋了。

新政府要抓他，旧主子跑路的时候也根本没想带上他这条狗。

他躲在家里，整天心惊肉跳。

他还抱着最后一丝幻想，跑到“脱险同志登记处”想找罗广斌，说想“解释解释”，又托人想联系上级领导“表白心迹”，可谁还搭理他？

绝望像山城的雾，把他裹得密不透风。

时间来到12月18日。

重庆市中心的大同路德胜戏院门口，人来人往，很是热闹。

冉益智就混在人堆里，还是那副斯文打扮，眼神却像兔子一样惊恐，四处乱瞟，希望能碰上个熟人，能拉自己一把。

也就在这个时候，李修凯也晃到了这里。

他自首十多天了，急着想立个大功。

跟着公安人员抓了几个小鱼小虾，他觉得分量不够。

他心里明镜儿似的，不抓条“大鱼”，就换不来真正的信任。

就在人来人往中，两个人的目光对上了。

李修凯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

他认出来了，这不是冉益智吗？

那个在审讯记录里被反复提到，害死一大片共产党人的头号大叛徒！

他心里的猎手本能瞬间苏醒：抓住他！

抓住这一个，比抓十个潜伏特务的功劳都大！

冉益智也认出了李修凯——保密局的少将副区长，那个过去自己点头哈腰的对象。

他脑子“嗡”的一下，一片空白，唯一的念头就是：跑！

可晚了。

李修凯像豹子一样扑了过去，从背后伸出胳膊，一把死死勒住冉益智的脖子，使出全身的力气大吼：“冉益智，你这个大叛徒，快和我去自首吧！”

这一嗓子，把周围的人都吼愣了。

一个国民党特务头子，当街抓一个共产党的大叛徒，还劝他去向共产党自首。

这叫什么事儿？

冉益智拼命挣扎，嘴里骂着：“狗特务！

你放开我！”

两人就这么在戏院门口扭打在一起。

看热闹的人瞬间围了一圈。

很快，就有人认出了这两个在重庆都算“名人”的家伙。

当人群里有人喊出“他就是出卖江姐他们的叛徒冉益智”时，围观群众的火气“噌”地就上来了，纷纷上去帮忙，把冉益智围得水泄不通。

李修凯死不松手，看到有解放军战士过来，他赶紧报告：“同志，这是大叛徒冉益智！

他害死了我们几十个地下党员！”

冉益智还在做最后的挣扎，徒劳地喊着：“我没有叛变！

我是共产党员！”

可他的声音，早就被一片唾骂声给淹没了。

冉益智被捕后，关押的地方恰好就是他曾献媚邀功的“慈居”。

审讯期间，他与刘国定那场用同志生命作赌注的“叛变竞赛”的丑陋细节也被抖了出来。

1951年，冉益智被判处死刑，行刑前，他只提了一个要求：死后把尸体扔到荒郊野外，让他和草木一起腐烂。

而那个抓捕他的李修凯，因为自首并检举冉益智有功，得到了宽大处理。

他写了大量关于军统内幕的材料，在肃清残余势力方面起了作用。

1952年，他因肺结核病重去世，直到死前，他都在享受着人民政府提供的医疗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