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广海 | 楼适夷与傅雷：一段友谊的缔结、破裂与再续

今年，恰逢作家、翻译家、出版家楼适夷（1905—2001）先生诞辰120周年。近年致力于《楼适夷年谱》编撰的张广海由日记、通信等史料，重新梳理了楼适夷与傅雷跨越生前身后的友谊。

楼适夷与傅雷的友谊，向为人津津乐道。最知名的例子当是1980年代初，楼适夷促成《傅雷家书》的出版，并撰文（“代序”）向世人推荐。另如1954年傅雷应楼适夷之请，将其巴尔扎克译作的所有版权转交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11月5日傅雷填写的履历表中，“社会关系”一栏填了三个人，上海二人（朱人秀、周煦良），北京一人，即为楼适夷，均足以揭示二人感情之深。

但罕有人提到的是，楼适夷与傅雷的友谊，进入1960年代之后产生过较为严重的危机，以至于几同破裂。在傅雷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楼适夷都未能谅解傅雷的固执己见，甚至认为其结局不值得同情。至“文革”结束后，楼适夷追念旧谊，写出多篇深情回忆傅雷的文章，促成《傅雷家书》出版，积极参加悼念活动，可谓在某种意义上再续了此前的友谊。

“我们竟然一见如故”

友谊之缔结

楼适夷与傅雷，经历、思想和性情都大不相同，所以他们成为好友，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楼适夷小学毕业后先到钱庄工作，后参加革命，以社会为大学，文化素养主要靠的是自修。1930年他赴日一年半，也未进大学接受专业教育。傅雷则在巴黎大学受过系统的高等教育，并到西洋多国参观游历过，见多识广，于文学、艺术均深有造诣，眼界极高。其性情，更是出了名的刚烈、孤傲、耿直。照常理，楼适夷较难亲近傅雷，傅雷也不易接纳楼适夷。楼适夷在1979年所写的《痛悼傅雷》中说：“像我这样一个流浪文人，进入他的客厅，可能是有些格格不入的，但出乎意外，我们竟然一见如故，马上互相吸引，推心置腹地畅谈开来。”那么，为何二人能一见如故呢？

1940年9月，楼适夷与老乡兼好友裘柱常筹办的《大陆》月刊创刊。为扩大作者圈，通过裘柱常介绍，楼适夷结识了傅雷——裘柱常夫人画家顾飞的表哥。二人之所以能够迅速缔结友谊，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都正失意：楼适夷与党组织的关系自1937年出狱后一直未能恢复，数年来辗转多地，事业与生活也未能安顿下来，郁郁不得志；而傅雷此时因日寇入侵，并受此前工作与情感不顺的影响，正闭门谢客、专心译书，也颇为孤寂。楼适夷长期做社团组织与报刊编辑工作，常与不同类型的人打交道，性格包容性相对较强。而傅雷，大概也能欣赏楼适夷身上与他相似的率真和坦诚。待家人迁往余姚后，楼适夷在上海没有了固定居所，往往不住叔父家中，就住傅雷家中。

楼适夷1943年6月23日至8月10日的日记，由其编为《逸庐日课第一册》，题名《工作·生活·情绪》。

楼适夷1943年6月23日至8月10日的日记，由其编为《逸庐日课第一册》，题名《工作·生活·情绪》。在短短不到两个月的日记里，多次出现与傅雷相关的记录。比如7月18日下午他到傅雷家，日记中写道：“每次到叔寓，便如回家一般舒泰，而到傅家则心神愉快。”7月19日的日记，评价傅雷对巴尔扎克作品的翻译——“傅雷真肯译出，倒是一件盛事”。8月1日，“六时往傅雷家。在他家洗了一个浴。上天下地谈到晚上十一时半，才回寓。”8月6日，“到傅雷家去，谈到十一点钟回来。”7日晚上，又到傅雷家洗浴，谈到十点多。8日下午去傅雷家吃桃，傍晚与傅雷逛旧书店。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一年后的夏天，傅雷还掩护遭日本宪兵通缉的楼适夷在家中居住了约一个月。

但并不是每次到傅雷家都“心神愉快”。楼适夷对傅雷堪称严酷的子女教育理念并不太赞同。在《痛悼傅雷》中，他回忆了一次干涉傅雷体罚傅聪的经历：“我亲眼看见他抓住孩子的头发，提着小脑袋往墙上去撞，好像立时三刻要把孩子处死的神情，母亲在旁边两手发抖，不敢上前营救，我只好实行干涉内政，把孩子从他的手里抢了出来。”傅雷在被楼适夷制止后哭了出来，讲述了童年受寡母严格教育的经历。楼适夷在文中对傅雷批评道：“莫非他以为自己的成就全来自寡母的暴力，因此也同样地去对待自己的孩子吗？他却忘记了自己是怎样反抗他的母亲的，他是完全违反母亲的意志，把母亲丢在家里，一个人偷偷溜出家门跟亲戚上法国去学习的。一直到老母临死之前，才在母子间取得了和解。后来，儿子傅聪对他的反抗，也是极为可怕的，这对傅雷晚年的生活是极沉重的打击。”应该说，即便不谈政治，二人理念的分歧在此时也已经显现。

为何要购买较多毛笔

友谊之破裂

1944年底，楼适夷来到四明山抗日革命根据地，重返革命队伍。1946年初，他回到上海，与傅雷恢复了联系。此时的傅雷，政治热情也高涨了起来。1947年，他因呼吁正视苏联对中国国家利益的侵害，而引起左翼文人猛烈批判。在此过程中，楼适夷受友人委托，去做傅雷的思想工作。但每次都“面红耳赤”，不欢而散。钱锺书劝告楼适夷，傅雷可能患有肺结核，经常低烧，应避免使其激动。此后他便不再与傅雷交谈敏感问题，见面次数也少了起来。1947年底楼适夷离开上海后，二人连通信也很少了。

1949年12月，傅雷辗转来到北京，见到了楼适夷。他们谈了什么已不可知，但傅雷通过此行，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对新政权的疑惧，所以与楼适夷的友谊，也便自然恢复了起来。

1952年9月，楼适夷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不久，他便致函傅雷，请他将在平明出版社的巴尔扎克译稿版权转交人文社。次年10月，楼适夷到上海出差，又与傅雷面商此事。傅雷原则上答应移交，并允诺为人文社继续翻译巴尔扎克作品。1954年7月8日，傅雷在致宋淇的信中说：“巴尔扎克几部都移给‘人文’去了，因楼适夷在那边当副社长兼副总编辑，跟我说了二年多，不好意思推却故人情意。”可见，傅雷之所以答应楼适夷，是因为将他视作有“情意”的老友。

1955年傅雷出任上海市政协委员，参与新中国建设的热情日渐高涨。1957年5月，他加入中国作协上海分会书记处，也加入时代的大合唱。但到了8月，形势急转直下，他开始遭到严厉批判。年底朱梅馥在给傅聪的信中说：“作协批判爸爸的会，一共开了十次，前后作了三次检讨……多少有些难受，神经也紧张，人也瘦了许多，常常失眠，掉了七磅。”

就在此前不久，他与楼适夷有过几次亲密接触。1957年3月，傅雷赴京参加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与楼适夷多次深入交流。4月初，楼适夷返乡途经上海。傅雷要他住在家中。晚上联床夜话，傅雷谈起在海外学习的傅聪，并拿出与傅聪的通信让楼适夷看，给楼适夷留下深刻印象。楼适夷提议一起去富春江游玩，傅雷应允。但很快，他便因工作繁忙而解除了约定。5月中旬，楼适夷回上海后继续住傅雷家中。朱梅馥在25日写给傅聪的信中说：“楼伯伯很高兴，住在我们家最随便而不拘束。”

1958年4月30日，傅雷被错划为“右派”。此后心情低落，以研究碑帖和书法来排遣苦闷。1961年2月11日，楼适夷收到傅雷来信。信中，傅雷托他多代购一些戴月轩的仿朝鲜小楷毛笔，一二十支也“不嫌多”。楼适夷对傅雷的举动很不赞同，在日记中表示，不知该如何回复，因为很想规劝傅雷不钻牛角尖、走出小世界，但感觉无能为力。复信不久还是写了出来，其内容据傅雷回信可大致推知：楼适夷批评买太多毛笔是“抢购囤积”，“钻研书法原非坏事”，但脱离了现实，劝傅雷“今年做一最重要的计划”，集中精力翻译巴尔扎克的作品，跟上时代。如此一本正经的劝诫，引发傅雷的极大不满。于是，他在24日写出一封近乎绝交信的复信。信中，傅雷解释了为何要购买较多毛笔，批驳楼适夷武断地凭想象下结论。针对楼适夷指责其脱离现实，傅雷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倘罪人还可抬起头来向老友提一点意见的话，希望阁下脱产学习之时万勿脱离实际；特别要经过一番调査研究，庶可认清对象，对症下药。”信末则云：“阁下既以原则性相绳，义正辞严，故弟亦不揣冒昧，敢以原则论列。”26日，楼适夷收到复信，在日记中表示，傅雷的“唯我主义”依然十分顽强，改造的希望渺茫。在傅雷陷入低谷时，楼适夷不但对他缺乏同情，反以原则严加要求，这无异于向傅雷强调其为“戴罪之身”。傅雷之怒，不亦宜乎？

此后二人的交往便急遽减少了。1966年9月3日，傅雷夫妇自缢身亡。10月4日，楼适夷从女儿楼遂那里得知消息。在日记中，他留下了这样的话：“像傅雷这种人必然只有这条路，可谓得其所哉了。”1967年下半年，不知是否因为想到了故人，楼适夷集中阅读了一批傅雷译巴尔扎克小说。12月，他在傅雷1963年3月签赠他的《都尔的本堂神甫 比哀兰德》空白页上写下这样一段话：“在文化大革命中，闻傅雷夫妇自缢而死，虽二十多年前旧交不能无所哀思，但其坚持反动立场，自绝人民，死亦无足惋惜。唯所译巴氏著作差可流传耳。”这段话与日记中的话，都不像是在压力下所写，所以应该都是真心话吧。

《读家书，想傅雷》

友谊之再续

1975年2月，楼适夷追忆去年游富阳钓台的情景，作旧体诗《游钓台》。起首云：“达夫南游竟不归，傅雷有约亦尘埃。”这实为同悼郁达夫和傅雷两名老友。但对于郁达夫，只有惋惜；对于傅雷，则包含着许多遗憾。其心曲在他公开发表的1985年9月13日日记中表述得最为明白：“后来有过痴想，假如傅雷不去参加那些座谈，如约跑到杭州，不顾一切地去玩玩钓台、桐君之胜，可能他后来的命运会变成另外一种样子。”（《访富阳 怀达夫》）

1977年，回到人文社的楼适夷着手推动傅雷译作的重新问世。1978年，人文社连出三部傅雷译作。不仅如此，楼适夷还积极写作回忆文章。12月19日，他动笔写《怀念傅雷》，至次年2月16日方始完成，题目也改为《痛念傅雷》，加强了情感浓度。19日，又改题《痛悼傅雷》。3月25日，他又写出一篇《傅雷的性格》。

1979年4月26日，楼适夷前往上海龙华革命公墓参加傅雷追悼会。在追悼会上，他对傅聪留下很好印象。大概在追悼会后不久，楼适夷从傅聪处了解到，傅雷有一批家书留存。此时的楼适夷，一定马上想到了1957年在傅雷家中看信，并与傅雷联床夜话的场景。他于是产生将这批家书出版，以告慰故人的念头。但楼适夷清楚出版的难度，于是在次月16日致信范用，问能否介绍到香港出版——香港三联书店若不合适，其他商业出版社也可以。这应该是《傅雷家书》正式步入出版筹划之始。范用对这批信产生了很大兴趣，决定努力将其在北京三联书店出版。1980年11月，范用邀楼适夷作序。楼适夷表示“待看了校样再定”，并推荐由钱锺书来写。次年初，《傅雷家书》排出校样，范用再邀楼适夷作序。2月11日，楼适夷复信说，读了校样后很感动，但书中所谈大都与音乐有关，“读不懂，感到这序文很难写。”并再次推荐由钱锺书执笔。范用不愿放弃，便改口让他写一篇介绍文章。楼适夷于是写出《读家书，想傅雷》。范用拿到稿子后，在标题后写下“代序”二字。

楼适夷晚年特别喜爱龚定庵的《又忏心一首》，并将它写给王元化、金常政等友人。其首联为：“佛言劫火遇皆销，何物千年怒若潮。”

楼适夷在文中深情追忆了与傅雷交往的诸多细节，对《傅雷家书》则如此评价：“这是一部最好的艺术学徒修养读物，这也是一部充满着父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子篇。”作为资深出版人，楼适夷当然知道这本书最敏感的要素是傅聪，所以他为其过往经历做了许多辩护，赞扬了他的爱国之情，并认为这与傅雷给他的爱国主义教育息息相关。对傅雷严苛的子女教育理念，楼适夷坦承不能认同，但肯定了其效果及傅雷“高度负责的精神与心力”。文末，他升华主题。该文既有生动的生活细节，又有独立的个人判断，且兼顾情感与时势，作为序言，再合适不过。

转眼到了1993年秋，89岁的楼适夷已经很难自如活动，卧室也被改造成了“家庭病房”。傅雷的表侄周琤，作为《长寿》杂志的特约通讯员来访，请教长寿秘诀。楼适夷援引傅雷的做法，要求他必须住到自己家中。于是，周琤在楼家住了12天。楼适夷的话匣子一开，滔滔讲述的便是傅雷、聂绀弩等老友的故事。据周琤记述：“忆及悲慨处，黯然神伤；谈到欢悦时，仰天长笑；涉及阴暗时，更是深恶痛绝。”（《访著名“左联”作家楼适夷》，《长寿》1994年7期）

楼适夷易于动情的率真性格，确实与傅雷颇有相通之处。傅雷出生时大哭不止、声音洪亮，于是得名雷、字怒安（取“圣人一怒而天下安”之意），没想到名字成为人生的写照。楼适夷晚年特别喜爱龚定庵的《又忏心一首》，并将它写给王元化、金常政等友人。其首联为：“佛言劫火遇皆销，何物千年怒若潮。”不知楼适夷在多次书写这句诗的时候，是否想到过老友怒安？又不知“若潮”之“怒”，能“安天下”否？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文学院）

原标题：《张广海 | 楼适夷与傅雷：一段友谊的缔结、破裂与再续》

栏目主编：杨逸淇

文字编辑：李纯一 陈韶旭

本文作者： 张广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