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张学良重获自由，好友来庆祝，张群敬酒：为四小姐干一杯

1958年冬天，台北阳明山的雾气比往年厚，一位年轻警卫站在别墅门口，手脚被寒意冻得通红，却不敢随意走动——屋内那位被“特别看管”的将领脾气温和，却身分特殊，任何疏忽都可能惊动最高当局。谁也没想到，转过年春分未到，情况就会急转直下。

3月上旬，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连续开会，表面议题是对大陆局势的评估，实际上暗暗讨论一条久拖未决的“人事案”——是否解除张学良的“管理措施”。蒋介石本人没有出席日常会议，只把手写意见交给秘书长张群：放人，但条件是“不得踏足香港、新加坡，不得卷入政治”。张群读完纸条，合上眼镜，“这一天终于来了”。

消息确定后的第三天清晨，张群让司机弃用座驾牌照，换上一辆不起眼的老别克，沿蜿蜒山路直奔草山招待所。灰蓝色的薄雾中，车灯像两只疲倦的萤火虫。他一推门，见赵四小姐正整理窗台兰花，便脱口而出一句半带玩笑的请求：“劳驾，先来杯热茶，心跳得厉害。”这句话打破了多年的拘谨，赵四小姐愕然，却还是转身去泡茶。

张学良正穿着毛线背心慢跑完，脚上拖鞋拍着地板发出响声。他笑问：“岳公，又有哪桩公事劳您亲跑？”张群端起茶，放缓语调，却没再卖关子，五个字轻轻吐出：“汉卿，你自由了。”句子落地，屋里先是寂静，随后玻璃杯微颤的声音提醒众人事情是真的。

张学良的被软禁始于1937年4月在庐山的那次谈话，至今已整整22年。早期他被转移过南溪口、贵阳、重庆、成都，最后才落脚台湾。环境虽非牢狱之苦，却也寸步难行；赵四小姐陪伴左右，从二十六岁到将近五十岁，外界对这段情感评议纷纭，而张家自己心知肚明：若无她，再好的身体也熬不住岁月。

消息传开不过几天，阳明山的电话差点被打爆——有人真心祝贺，有人想探究内幕，也有人单纯想追问“西安事变到底还有哪些隐情”。张群看出张学良对喧闹极度反感，便干脆敲定一个“关门宴”：只请与东北军关系最深的老相识，用最家常的菜，连随从都不准旁听。于是，莫德惠、王新衡、冯庸、何世礼等五人获邀。

宴会定在3月25日下午。为防意外，张群仍照旧给警卫连下调度表，但同时口头叮嘱：“枪快别上膛，今天是庆贺，不是警戒。”莫德惠年事已高，拄着象牙手杖，第一个进门便握住张学良胳膊：“可算等到这天。不喝三杯不过瘾。”冯庸嫌屋里灯光暗，提议把饭桌拉到外廊，正好让微风吹散酒气。

饭点将至，赵四小姐准备去厨房，张学良却拦住：“厨艺练了二十年，不露一手心里难受。”众人劝不了，他还是亲自切鱼，红烧时加入半勺绍兴老酒。水汽蒸腾，屋内飘满醇香，王新衡夸张地抹口水：“副座当年用望远镜指挥炮火，如今改拿锅铲，也是指哪儿打哪儿。”一句话逗得满堂大笑。

桌上七菜一汤，没有山珍海味，却各有典故：鲫鱼象征“解网之鱼”，排骨汤代表“骨肉还乡”，青笋炒肉则暗含“青山不改”。张学良举杯，目光扫过每个人，突然低声道：“二十多年，多谢各位不停奔走。学良先干。”酒下肚，他喉咙发紧，还是保持了军人姿态，没有再多言。

紧接着，张群也站起，声音洪亮：“这一杯，为四小姐。”众人起身，杯口相碰，一声清脆，使屋外的春虫短暂安静。赵四小姐双手端杯，只说了三个字：“多谢各位。”随后仰脖饮尽。空气里没有矫情，只有成年人的直白。

酒后闲谈，自然绕不开“接下来去哪儿”。张学良坦言，他已向当局提交申请，想先到日本探亲，再赴美国见孩子；同时计划把这些年的笔记整理成回忆录，“不抹粉，也不撒灰”。王新衡担心外界杂音：“你若把真话全写，恐怕有些人睡不着。”张学良耸肩：“那就让他们失眠，这笔账本来就欠着。”

有意思的是，席间还出现一段短暂对话——冯庸半开玩笑：“副司令，若是晚几年再放你，说不定就能赶上回大陆。”张学良放下茶杯，回答简单：“历史原本无假设，先过好明天再说。”六个字说完，屋内再次安静，众人同时看向窗外那片雾气渐散的山谷，没有人再提政治。

夜深时，客人各自散去。警卫连撤出大门，换上轻便步枪；有人小声抱怨：“总算不用盯他吃早饭了。”风声吹乱他的话，未传进屋内。张学良靠在藤椅，右手捏着那页解除管束的正式公文，看了很久，把它折成四折，放进抽屉最底层。几分钟后，他起身关灯。翌日天未亮，他已换上灰色西装等待出门体检，然后办理护照手续。新的行程一旦确认，旧案卷将被封存入档，但那段被封存的岁月，仍会留在不少人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