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6月12日清晨,上海淮海中路的办公楼里传来一阵轻快的脚步声。市委机要处刚拆开一份电报,上面只有短短一句话:“陈望道同志想什么时候回到党内,就什么时候回到党内。”落款——毛泽东。外间几位干部面面相觑,谁也没想到这位脱党三十多年的学者会得到如此简短却分量极重的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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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迅速送到复旦大学。那天,校园里梧桐浓荫,陈望道正蹲在图书馆门口看校工重刷门漆。听完通报,他抬头笑了笑,随口说:“那就今天吧。”话音未落,大伙儿仍有些恍惚:这位翻译《共产党宣言》的老人,真的要“回家”了。
把时间拨回六十余年前。1891年腊月,义乌分水塘村新添一子,族人给他起乳名“阿融”。少年矫健,能一跃越桌,拳脚硬朗却又捧着四书五经啃到深夜。乡里人说,这孩子不光“能打”,还“能背”,一张嘴成行成段。家里做靛青生意,衣食无忧,他却执意闯外面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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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五四风潮震荡全国,28岁的陈望道回到杭州,在浙江一师讲国文。他讲课不照本宣科,时常把《民报》《新青年》摊在讲台,让学生自己翻。有人反对,他笑答一句:“书桌不比菜市场干净多少。”这股子锐气,很快触动地方当局的神经,《非孝》风波一来,人、书、校同受压,他只好辞职返乡。
命运的转折藏在一只煤油灯下。1920年春节刚过,陈独秀托戴季陶带口信,请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陈望道把自己关进柴房,长凳拼桌,稿纸压砖,昼夜翻查英、日两种底本。母亲送来粽子和红糖,他一边蘸墨一边嚼糯米,错把墨汁当糖的轶事,自此成了“真理的味道”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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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8月,首版《共产党宣言》在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印出,几千册两天售罄。鲁迅得书后批注一句:“此公替中国做了件顶事。”书声刚起,《星期评论》却被封。陈望道随即进《新青年》做编辑,把家搬进陈独秀寓所,夜以继日编稿、收稿、改稿。
可人和人之间,常常因为一句话生嫌隙。1921年筹备“一大”期间,经费之争让李汉俊与陈独秀闹得僵,陈独秀一怒之下向外宣称“有人要夺权”,矛头直指李、陈二人。陈望道要求澄清,陈独秀拒不道歉,矛盾彻底爆发。1923年“三大”过后,他递信宣布退党。多年后他回忆:“我反对家长制,并非反对主义本身。”语气平静,却透出倔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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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党组织并不等于远离赤诚。1923年秋,上海大学创办,请他掌管文学院。落款又是陈独秀。这一次他接了邀约,心里清楚:学生比口角重要。从上大到复旦,从《太白》到《文学月刊》,课堂与笔头成了他另一条战线。抗战爆发后,他在租界里坚持开课,“课桌就是阵地”成了复旦师生口口相传的暗号。
1949年初夏,第一届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周恩来在台上握住他的手,爽朗地说:“我们都读过你那本《宣言》!”台下掌声一片。那一刻,陈望道的身份仍是“民主人士”,有人替他惋惜,他只是摆手:“位置不妨碍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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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元旦,毛泽东在上海见他,两人谈教育、谈修辞、也谈马克思。临别,毛泽东忽然说:“老陈,有时间回来看看。”这一句客气话,成了次年春天那纸批示的伏笔。组织上仍照流程走:政审、谈话、名册报送。文件层层传到中南海,毛泽东提笔写下那句极简批语,没让任何人再拖延。
重新入党后,陈望道的身份保持低调,外界懵然不知。1973年,他作为代表出现在党的十大,会场里不少年轻代表这才惊呼:“原来陈老也是党员!”同年,他还是每周两晚给研究生讲修辞学,劝学生“多读,少背,写出自己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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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金秋,陈望道病逝于华东医院,终年八十七岁。骨灰盒上覆盖的那面党旗映着病房窗外的晨光,红得分外扎眼。苏步青写挽联赞他“传布共产党宣言千秋巨笔,阐明修辞学奥蕴一代宗师”。阅尽风雨的陈望道,最终在旗帜之下安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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