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上海解放在即，一人不幸被捕，毛泽东吩咐：不惜一切代价营救

1949年5月16日傍晚，黄浦江面风雨交加，浦东一侧的探照灯仍在无力地扫射。汤恩伯的防线岌岌可危，城内外却传来截然相反的两种节奏：一边是仓惶南逃的败兵，一边是擦拳磨掌筹划迎接解放的地下力量。

在中央银行外滩大楼的四层，一盏孤灯亮了整夜。灯下坐着的中年男子身形消瘦、眉目刚毅，他就是黄竞武，经济界口中的“黄先生”，也是民建临时干事会的实际负责人。此刻，他正把一沓账册塞进双层皮箱，口中念叨：“只要这本账在，上海的粮根就不至断。”

这位出生于1903年的金融专家早年在川沙乡读私塾，1916年考进清华学堂。青年时代的黄竞武把《新青年》当课外读物，五四那年，他抬着横幅冲在最前面。1924年获公费赴美读书，五年后带着哈佛硕士学位回国。熟悉他的同事形容：“他讲起资产负债表比讲家事还认真”。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频频折价抛售公债，普通民众苦不堪言。黄竞武在盐务稽核所走南闯北，见多了乡民的苦难，对蒋介石集团的弊端大为反感。1941年，他受邀加入刚成立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开始与共产党频繁接触。重庆谈判期间，他担任周恩来翻译，曾在长江码头对周总理轻声说过一句：“看样子，和谈够呛。”

1947年国民党溃势已现，上海却被白色恐怖紧紧罩住。黄竞武利用中央银行稽核员身份，把联络点设在自家办公室。每到深夜，他会顺手把抽屉里的文件反锁，同事取笑他“多此一举”。他耸耸肩：“命要紧，这些名单更要紧。”

1948年4月，中共发出“五一口号”，民主党派纷纷响应。国民党对黄炎培加紧监控。为了掩护父母北上，黄竞武换上父亲的灰呢中山装，在永安公司故意抛头露面。特务的望远镜果然追着“黄老”一路，他的父母则悄悄从外滩登船北行。回到住处后，他只丢下一句自嘲：“孝子一次，值了。”

同年冬天，蒋介石签发密令，准备把金库里剩余的二十万两黄金运台。黄竞武连夜召集银行同仁，商量对策。“先停电，再罢工，再让记者堵门。”短短十六个字，击中了要害。一个星期后，外滩金库大门依旧紧闭，大批黄金被拦在上海，这是他最得意的一仗。

紧接着，他把目光投向汤恩伯部。南京中央税警团的团长是他的清华同学，两人曾在礼堂合唱《燕园情》。1949年春节前后，他三度冒险赴宁，终于换回一句承诺：“时机一到，全团起义。”密谈结束，他在灯下写报告，末尾加了六个字：“人心可用，可守。”

5月12日上午十点，一队便衣闯入中央银行档案室，手铐当场扣上他的手腕。黄竞武先是愣了三秒，随后平静地对随行秘书交代：“机要信件照我说的路径转移，半小时内动身。”他很清楚，自己或许再也走不出这扇门。

逮捕消息传到北平，周恩来立即上报。毛泽东接信后在桌边站起，直接下达指示：“不惜一切代价，营救。”电文仅十四字，却把上海地下党推向前所未有的争分夺秒。负责看守的毛森嗜赌成性，组织决定用重金打通关节。夜半谈妥，毛森收下定金，口风却在第二天清晨突变。外界揣测，是毛人凤拍来的急电让他改了主意。

5月18日黎明，青浦郊外传来三声短促枪响。随后，黄竞武与另外十二名同志被推入事先挖好的坑。邻坑的一名青年曾回头问他：“黄先生，怕不怕？”他笑了笑，只丢下两个字：“不怕。”泥土掩上来的那刻，上海市区已隐约传出解放军炮声。

十天后，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入上海。报纸头版黑体大字：“民主人士黄竞武殉难”。黄炎培在北平得知噩耗，沉默良久，说的第一句话是：“儿子又教了我一次什么叫担当。”

1952年2月，黄炎培赴川沙烈士陵园，扫墓时发现儿子的墓碑比同伴高一尺。他当场责令换成与其他烈士相同的样式。“他只是为国家尽了本份，不能搞特殊。”声音不大，却透着决绝。陵园里松涛阵阵，似在回应这位老人的坚持。

黄竞武留下的账册、名单和二十万两黄金，为上海战后金融稳定奠定基础。有人说，他用生命为六百万人守住口粮。数字冰冷，故事滚烫。一座城市得以迅速复苏，背后正是无数像他一样的人，用一个个无声的决定拼出了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