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李井泉陪毛主席冒雨视察隆昌，主席笑称：我们都是黑炭头

1958年8月18日傍晚，隆昌车站雨声嘈杂，站台灯光被雾气拉成一条条淡黄的线。列车刚停稳，车门一开，毛主席撑伞迈下车阶，雨点噼啪击在伞面上，响得清脆。李井泉紧随其后，裤腿早已被泥水溅湿，两人肩并肩向站外走去。

车站领导本想仪式化迎接，可主席临到前一刻改了线路，通知没来得及打下去。于是，迎接队伍只剩几名临时抽调的保卫干部，连像样的汽车都没有。雨夜、泥路、破旧小轿车，这幅场景与“最高规格接待”完全搭不上边。

四川干部熟悉李井泉的脾气，知道他久经战场不拘小节，但毛主席是否介意，谁也说不准。就在众人忐忑时，主席抬头望向昏暗车灯，说了一句：“路远不远？”简单四个字，却把紧张气氛冲淡了不少。

雨大得出奇，车窗像泼了墨。小轿车在坑洼土路上颠簸，车厢里不时传来底盘与石块的碰撞声。李井泉指着前方山影向主席介绍：这里是川南气矿的外围，再走二十里便能看到炭黑厂和主井口。话还没说完，车停了——轮胎陷进泥坑。几名警卫跳下去推车，鞋底瞬间被泥浆裹住。

吉普车姗姗来迟，是县里闻讯赶来的干部连夜调配。众人改乘吉普继续前行。山路狭窄，雨水汇成小溪从车轮底下流走。司机担心，李井泉担心，县委书记担心，唯独主席神情平静，车窗开了条缝，他时不时侧耳听外面水声。

抵达气矿已近亥时，山上雾气与炭黑厂火光交织。值班员冯占海举着马灯带路，灯芯跳动，映出主席雨水浸湿的前襟和李井泉泛黑的脸颊。“主席笑着说：我们都是黑炭头”。一句玩笑，让陪同人员忍不住憋笑，紧张化解。

炭黑车间里火嘴密布，黄红火焰呼呼作响。梁锡远简要汇报燃烧、冷却、收集流程，语速飞快，生怕遗漏细节。主席往前一步，仔细端详火焰与管线接口。突然发问：“脱硫后那股硫化氢怎么处理？”梁锡远愣了下，回答尚在试验阶段，回收装置缺口大。主席点头，没有批评，只叮嘱安全第一。

车间地面潮滑，木板铺成的简易通道嘎吱作响。几名年轻技工原本在夜班磨合设备，听说主席来了，围在安全线外，目光灼灼。主席招手示意大家靠前：“技术难题不能急，但安全帽要扣牢。”语调平实，却让工人心里一热。

离开车间，众人原想再去主井口。雨虽小，却把山路冲得像磨刀石。李井泉权衡再三，劝主席改日再看。主席看向远处灯光，沉吟片刻，道一句“好”便没有坚持。众人松口气，转身返回招待室。

夜深风凉，李井泉端来一壶姜汤。木桌上摊着矿区简图、产量曲线、设备采购清单，纸张因潮气起了毛边。主席翻看良久，提笔在图纸旁写下“安全、节约、增效”六字，墨迹微晕，却分外醒目。

提到安全，李井泉回忆起1950年率部剿匪时埋下的地雷，险些误伤乡亲。那场教训让他此后凡事都把风险放首位。主席放下毛笔：“山地、水网、深井，川南资源是宝，也是险，办工业要像当年打游击——眼睛亮、脚步稳。”

雨停得突然，窗外蛙声大起。列车凌晨出发前还有两小时，主席索性让大家围坐。谈起成渝铁路投运、都江堰加固、嘉陵江航道疏浚，话题跳跃，却都离不开一个核心——“西南要快起来”。李井泉补充说，麦收后平坝乡试种双季稻，产量不错。主席听后颔首，拿过桌边毛巾擦脸，留下几道黑色水痕，众人会意，笑声低低，却透着踏实。

凌晨一点半，专列汽笛拉长。隆昌站站长守在月台，递上刚烤好的花生饼，味道粗糙，却暖手暖胃。车轮起动时，主席把一块饼掰成两半递给李井泉，没说感谢，只一句：“路还长，边走边看。”

汽笛远去，站台重归寂静。雨后灯影落在铁轨上，像一条闪着寒光的缝隙。谁都明白，此行不过数小时，但留给矿区干部的震动将延续多年：设备更新提上日程，脱硫回收项目立项，安全规范被一次次重申。几年后，隆昌炭黑产量翻番，天然气日采上升至五万立方米，这些数字没有身临其境的雨夜动人，却是最硬的注脚。

毛主席与李井泉并肩的背影很快消失在车厢深处，但“我们都是黑炭头”那句俏皮话，却在矿区流传许久。对工人来说，领袖偶尔的风趣，胜过任何空洞口号；对地方干部而言，雨夜临检带来的压力，胜过无数次例会通报。安全、节约、增效，六个字贴在大门口，油漆斑驳又被反复补刷。

自此后，川南气矿的夜班灯火再没熄过。列车汽笛偶尔穿过寂静山谷，人们常会想起那个雨夜：没有华丽欢迎，没有早早预案，一行人披雨而来，披泥而去，却让这座矿区的未来有了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