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8月,刚刚游完泳的毛泽东,心情难得的舒畅。
大家知道,毛泽东爱游泳,那天他一口气游了差不多两千米,上岸时精神头十足,正准备沿着石阶回住处休息。
就在这时,一道略显佝偻的身影闯入了他的视线。
那是一位中年女性,拄着一根拐杖,正艰难地拾级而上。
她身边似乎有人在搀扶,又似乎在和医生低声交谈。
毛泽东的脚步顿了一下,眼神从原本的漫不经心瞬间变得聚焦。
旁边的王稼祥眼尖,赶紧凑上前小声提醒:“主席,那是曾碧漪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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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名字一出,毛泽东愣了不到半秒。
紧接着,随行人员发现,主席脸上原本轻松的笑意慢慢淡了下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甚至带着一丝愧疚的神情。
他大步流星地走过去,甚至顾不上擦干身上的水珠。
曾碧漪也看到了毛泽东。
她拄着那根缠着红绸条的拐杖,想要快走几步,但残疾的腿脚显然不允许。
两人面对面站定。
毛泽东看着眼前这个曾经英姿飒爽、如今却满身伤痛的老部下,千言万语涌上心头,最后却只化作了一句略带失落的埋怨:
“你怎么不听我的话?”
这句话,听着像责备,实则是心疼。
毛泽东紧接着补了一句:“这么久没来见我。”
曾碧漪看着毛泽东,眼圈红了。
她轻声解释,说怕主席忙,不想打扰。
那一刻,海风吹过,仿佛吹开了尘封三十年的往事。
1930年的春天,毛泽东初到寻乌,急需了解当地的社会结构。
但他听不太懂当地复杂的客家方言,这时候,古柏把自己的妻子曾碧漪推荐给了毛泽东。
在毛泽东的日记里,曾碧漪给他的第一印象是“工作细致,字写得端正”。
那二十多天里,寻乌的深夜总是亮着一盏油灯。
古柏操着方言口述数据,曾碧漪在一旁飞快地誊抄,毛泽东则在一旁进行增删修改。
这三人硬是把寻乌的土地翻了个底朝天,留下了最真实的数据。
有个细节特别打动人。
在那份手稿的封面空白处,毛泽东特意写下了一行致谢:“此稿得古柏、曾碧漪协助,始克完稿。”这在当时,是对下属极高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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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鲜为人知的是,曾碧漪不仅是毛泽东的第一任女秘书,她和古柏的婚姻,还是毛泽东亲自见证的。
命运的转折点发生在1934年。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长征在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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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极其残酷的时刻,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走。
毛泽东不得不做出决定,让一部分人留下来坚持游击战争,其中就包括曾碧漪。
当毛泽东把这个决定告诉曾碧漪,让她留下来照管伤员、负责通信联络时,曾碧漪没有哭闹,没有求情,只回了一个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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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曾碧漪的“听话”。
她听从了组织的安排,听从了毛泽东的指挥。
但这“听话”的代价太大了。
主力红军走后不久,曾碧漪就被捕了。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从她口中撬出情报,对她进行了长达一年的严刑拷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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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那一头乌黑的长发被剃光,原本健康的身体被折磨得体重只剩下一半。
但直到被释放,她始终咬死自己只是个普通医护人员,没有吐露半个字的机密。
更让毛泽东痛心的是古柏的牺牲。
1935年,古柏在掩护战友突围时壮烈牺牲。
当出狱后的曾碧漪在吉安地下交通站收到这封噩耗电报时,她沉默了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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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她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信里没有诉苦,没有要求抚恤,只有两句话:“古柏已去,队伍仍在。请求继续安排工作。”
毛泽东收到信时,眼眶湿润,批复了一个字:“准。”
1949年,新中国即将成立。
曾碧漪带着孩子,满怀希望地从江西出发。
谁也没想到,厄运再次降临。
车队途径泰和时,一辆失控的卡车撞上了曾碧漪乘坐的长途客车。
这场车祸惨烈至极。
根据历史档案记载,毛泽东的弟媳贺怡在车祸中当场遇难,曾碧漪的二儿子古一民受了重伤,而曾碧漪自己,右腿粉碎性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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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传到北京,毛泽东震怒又心痛,立刻批示把人接到中南海,并嘱咐医护团队:“能保就保。”
1950年4月,这是曾碧漪和毛泽东分别16年后的第一次重逢。
那次见面,毛泽东看着曾碧漪腿上的金属支架,久久说不出话。
他问了腿伤,问了饮食,甚至主动提起了自己牺牲的亲人——毛泽覃、毛泽民、杨开慧。
他对曾碧漪说:“孩子还活着的一定要找回来,我们该为后代负责。”
按理说,有了这层关系,曾碧漪在北京的日子应该常去中南海走动才对。
可事实恰恰相反。
从1950年到1960年这十年间,曾碧漪极少主动联系毛泽东。
她在中央档案馆做着党史资料审核的工作,像个隐形人一样,默默守护着那些发黄的档案。
这就是为什么1960年北戴河重逢时,毛泽东会问出那句:“你怎么不听我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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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意思是:我让你多来找我,多来看看我,有困难跟我说,你为什么不听?
建国后,毛泽东身边围了太多人,有求官的,有求情的,有叙旧套近乎的。
曾碧漪深知,毛泽东在这个位置上,高处不胜寒。
作为当年的老战友,她如果也频繁出入中南海,哪怕只是叙旧,也会给毛泽东带来不必要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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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选择“疏远”,恰恰是因为她把这份情谊看得太重。
她不愿意让这份纯粹的战友情,掺杂进任何一点世俗的杂质。
她觉得,只要自己在岗位上把工作做好,就是对毛泽东最大的支持。
面对毛泽东的询问,曾碧漪只是淡淡地说:“海风正好,住附近招待所就行。”
她拒绝了毛泽东安排专车送疗养院的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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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伟人逝世,举国悲痛。天安门广场降下了半旗。
那一晚,曾碧漪没有大哭大闹。
她默默地翻出了那份已经泛黄的《寻乌调查》打字稿。
那是他们年轻时并肩战斗的见证,是他们友谊的起点。
她坐在灯下,整整一夜,手指轻轻抚摸着纸张上毛泽东当年的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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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喃喃自语:“毛大哥的谨慎,始终没变。”
第二天,她拖着残疾的腿,去灵堂送别了毛泽东。
在熙熙攘攘的送别队伍中,她显得那么不起眼。
没有特殊的告别仪式,没有惊天动地的哭喊,她只是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转身,回到了她的档案室,继续她未竟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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