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不）是计算机：凯瑟琳·海尔斯与未完成的代码本体论

【作者按】：

N.凯瑟琳·海尔斯（N. Katherine Hayles，又译海勒斯）的《我的母亲是计算机》中文版于近日面世。在生成式AI重塑人类认知边界的当下，这部著作的引介可谓恰逢其时。然而，要真正理解海尔斯“计算宇宙”观点的激进与审慎，我们不能止步于书名的隐喻，而必须重返“代码作品”（codework）的历史现场，去打捞那些在书中隐而未显的理论潜流——尤其是约翰·凯利（John Cayley）与海尔斯之间关于语言、代码与具身性的著名论辩。

通过回溯这场关于“计算体制”与“人类语言特殊性”的理论博弈，本文试图在海尔斯的宏大叙事中寻找裂隙：如果宇宙的本质即计算，那么人类主体的特殊性何在？“我的母亲是计算机”，这一命题否定了对起源丧失的哀悼，以一种激进的方式开启了新的亲缘关系。但吊诡的是，恰恰因为我们承认了这种深度的纠缠，才更需要在这个关系内部通过否定来确立主体——即最终宣告“我的母亲不是计算机”。

（美）凯瑟琳·海尔斯《我的母亲是计算机：数字主体与文学文本》[M].陈静 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5.

《我的母亲是计算机：数字主体与文学文本》英文书封

一、引子：当我们谈论“代码作品”

当我们凝视屏幕时，屏幕也在凝视我们。海尔斯在《我的母亲是计算机》的开篇，并没有直接抛出晦涩的哲学概念，而是引领我们进入了一个处于语言与代码夹缝中的“中间地带”。在这里，文学不再是印刷在纸张上的墨迹，而是演变为一种被称为“代码作品”的奇异存在。要理解海尔斯宏大的“计算体制”（regime of computation）理论，我们必须首先直面这些处于破碎边缘的文本。它们是理解海尔斯核心概念——“媒介间性”（intermediation）的最佳入口，因为它们赤裸裸地展示了自然语言与计算机代码之间的暴力融合、相互渗透与这种纠缠所产生的审美震惊。

在海尔斯的关于代码作品的论述谱系中，网络艺术家Mary-Anne Breeze（又名MEZ）占据了不可替代的位置[1]。MEZ创造了一种名为“mezangelle”的混合语言，这并非一种为了机器执行而编写的有效代码，也非为了人类流畅阅读而书写的自然语言。用海尔斯的话来说，它是一种赛博化的“克里奥尔语”（Creole），一种在互联网早期BBS、邮件列表甚至MUDs（Multi-User Dungeon，一种基于文字的多用户虚拟世界）的混沌中诞生的混杂语体。

MEZ的电子诗the data][h!][bleeding texts（2001）界面截图。作品以“mezangelle”这种混合语，将自然语言与代码缠绕在一起，在闪烁滚动的界面中呈现一个被计算条件重写、不断“出血”的数据身体。（截图自网站The NEXT: The Museum of Electronic Literature）

mezangelle的特征在于它对编程语言句法元素的挪用与重组。它大量使用ASCII字符、括号、反斜杠、点号以及类似Perl语言的变量标记，将英语单词切割、解剖并重新缝合。例如，MEZ其代表作_the data][h!][bleedingt.ex][e][ts_中，标题本身就是一个充满张力的符号集合。让我们对这个标题进行一次海尔斯式的联想与细读：data（数据）与bleeding（流血/渗漏）这两个词被各种符号咬合在一起，方括号仿佛变成了某种手术缝合线，或者是某种被撕裂的伤口边缘。数据不再是冷冰冰的数字，它有了肉身，它在“流血”。这隐喻了在计算环境中，信息的传递往往伴随着意义的损耗或溢出，似乎也暗示了海尔斯一贯强调的观点——信息永远无法彻底脱离其物质载体。这种语言实践不仅仅是形式上的游戏，它深刻地揭示了数字文本的本质：在屏幕背后，所有的符号都是代码的幽灵。可以说，mezangelle通过“身份交换”和语言游戏，模糊了人类作者与机器执行者之间的界限。

某种程度而言，代码作品的核心美学张力在于其“不可读性”。对于不熟悉编程的读者来说，mezangelle是一堆乱码，一种视觉噪音；而对于严谨的程序员来说，它往往又是充满语法错误、无法编译的无效代码。这种双重的不透明性，恰恰是其存在的意义。MEZ的作品挑战了这种二元对立，她创造了一种处于“中间状态”的文本。这种文本悬置了意义，迫使我们去关注媒介本身。回到_the data][h!][bleedingt.ex][e][ts_这一作品，括号[ ]的使用既是视觉上的阻断，也是意义的扰动。在编程语言中，括号可能是一种功能的边界，用于包含参数或定义执行范围。但在MEZ的诗歌中，括号内的内容（如[h!]或[e]）既可以被阅读，也可以被忽略，甚至作为一种注释、一种潜台词存在。这种阅读体验要求读者必须习得某种“机器视觉”的习惯——学会像解析器（parser）一样去处理文本的嵌套结构。海尔斯认为，这正是人类认知模式向计算逻辑的一次妥协与协商。为了阅读mezangelle，我们必须让自己的一部分思维“机器化”。这便是人类主体性在数字环境中发生位移的直接证据。我们不再是语言的绝对主宰，我们成为了语言与代码之间的一个“中介者”。这样的思考在本书的第八章《仿真叙事：虚拟生物能教会我们什么》中达到了顶峰。

二、寻址与执行：重访凯利与海尔斯之争

“代码作品”作为计算体制下的一种文学实验，曾引发关于“代码本体论”的激烈争辩。这场交锋主要在海尔斯与约翰·凯利——这位身兼程序员身份的数字文学学者——之间展开。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尽管凯利的名字赫然列于海尔斯的致谢名单，但这场至关重要的论战并未直接显影于《我的母亲是计算机》的文本之中。

John Cayley和N. Katherine Hayles。[2]

要理解海尔斯，我们必须重返这场作为“前传”的理论现场。在我看来，海尔斯晚近的著述其实是对其20世纪90年代的理论洞见所进行的“方法化”重构，而这一演进轨迹，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对凯利批评的一种隐性“收敛”（convergence）。作为这一理论运动的里程碑，《我的母亲是计算机》为我们重新界定数字时代的“书写”与“存在”提供了关键的坐标。

早在1999年，海尔斯在《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中就提出了著名的“闪烁的能指”（flickering signifier）概念（其实相关论文早在1993年的October中就已见刊），用以描述屏幕文本在多层编码（从源代码到电压）之间快速转换、刷新且缺乏固定物质铭刻的特性。她认为，这种“闪烁”打破了传统符号学的稳定性，标志着后人类文本性的诞生。

然而，凯利在他2002年的檄文《代码不是文本（除非它就是文本）》[“The Code is Not the Text (unless it is the text)”]中，对海尔斯这一理论以及当时弥漫的“代码即文本”倾向发起了猛烈攻击。凯利的核心论点建立在两个关键概念之上：地址（address）与执行（execution）。凯利指出，海尔斯的“闪烁能指”虽然捕捉到了屏幕文本的不稳定性，但却掩盖了代码真正的本体论地位。

首先，关于“地址”。凯利指出，自然语言（小说、诗歌）是指向人类读者的，而代码的首要受众绝非人类，而是机器——具体来说，是中央处理器（CPU）。代码不仅仅是被阅读的符号，它是指向计算机内存中特定位置的指针，是对硬件发出的操作指令。其次，关于“执行”。凯利强调，代码的本质在于它能“做事情”（doing）。一段代码如果不能运行，它就只是一堆死去的字符。代码具有一种功能性的时间维度，它在运行过程中介入现实，改变状态。某种程度上，这种理路也与当今被冠以“媒介考古学”的学术源流相交汇。归根结底，凯利认为，当海尔斯和代码作品创作者把屏幕上显示的、无法运行的“伪代码”视为具有颠覆性的文本时，他们实际上是犯了一个范畴错误：他们迷恋的是代码的“图像”或“表象”，而忽视了深层运作的、不可见的代码本身。

在2005年的《我的母亲是计算机》中，海尔斯并没有回避凯利的批评，而是通过构建更精细的理论框架来吸纳并超越这一二元对立。她承认凯利关于代码“可执行性”的观点是正确的，代码确实具有独特的、不同于自然语言的功能性。虽然从未明言，但她拒绝接受凯利由此推导出的“代码完全不同于文本”的结论。

为了回应凯利，海尔斯在这本书中提出了“媒介间性”的概念。她指出，虽然代码在底层确实是机器指令，但在当代的计算文化中，代码已经不仅仅是工具，它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代码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不仅影响机器，也深刻地反向塑造了人类的自然语言（言语和书写）。海尔斯辩称，虽然代码具有双重受众（机器与人类程序员），但我们不能仅仅因为它的机器可读性就将其排除在文本研究之外。相反，代码的注释、变量命名、甚至其逻辑结构，都是人类思维与机器逻辑相互纠缠的产物。

海尔斯进一步论证，凯利所谓的“深层代码”与“表层屏幕”并不是截然断裂的，而是通过复杂的反馈循环紧密相连。屏幕上的“闪烁”正是底层代码执行的结果。因此，阅读数字文本不应像凯利建议的那样将代码与文本“分家”，而应采用一种特定媒介分析（media-specific analysis）[3]的方法：既关注代码的逻辑与执行，也关注其在屏幕上的符号呈现，并分析这两者是如何通过“媒介间性”过程相互生成的。通过这种方式，海尔斯在《我的母亲是计算机》中完成了一次理论的辩证综合：她接纳了代码的“功能性”，但坚持将其置于广义的符号学和文化实践中进行考察，从而避免了将技术神化或将其与人类意义彻底割裂的技术决定论倾向。

三、宇宙作为一种计算：对沃尔夫拉姆“新科学”的形而上学批判

公允而言，代码作品作为计算体制下的微观美学，并未攫取海尔斯的过多精力，在本书理论含量最高的前两章，海尔斯花了相当的篇幅批判分析沃尔夫拉姆（Stephen Wolfram）的“宏观神学”——《一种新科学》（A New Kind of Science），这部分内容构成了她对“计算世界观”的深刻审视。沃尔夫拉姆的核心论点建立在对“元胞自动机”（Cellular Automata, CA）的研究之上。元胞自动机是一种极为简化的计算模型：在一个网格上，每个格子的状态（黑或白，0或1）仅由其上一时刻的状态及其邻居的状态根据一套简单的规则决定。沃尔夫拉姆系统地研究了所有可能的256种基本规则，并有了惊人的发现。他发现，即使是最简单的规则——例如著名的“规则30”和“规则110”——也能生成极度复杂、不可预测且看似随机的图案。这种复杂性并不是由复杂的输入或复杂的方程产生的，而是由极简单的规则通过反复迭代涌现出来的。

基于此，沃尔夫拉姆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假设：宇宙本身的复杂性（从流体力学到生物进化，再到人类智能）可能并非源自复杂的数学方程，而是源自简单的计算规则的迭代。宇宙不是由微积分描述的连续体，而是由离散的、类似元胞自动机的简单规则生成的数字结构。沃尔夫拉姆进而提出了“计算等价性原理”（principle of computational equivalence）。该原理断言，所有非显而易见的简单系统，在计算复杂性上都是等价的。换句话说，一旦一个系统达到了产生复杂行为的极低阈值，它就具有了“通用计算”（universal computation）的能力。这意味着，一个简单的元胞自动机在计算能力上与人脑、超级计算机甚至宇宙本身是等价的。根据计算等价性原理，并没有什么神秘的“生命力”或“灵魂”让人类显得特殊，人类的智能只是复杂计算的一种表现形式，而这种计算能力在自然界中随处可见（如湍流、晶体生长）。

海尔斯对沃尔夫拉姆的批判是多层次且富有洞察力的。首先，她赞赏沃尔夫拉姆展示了“简单规则生成复杂性”这一机制，这为理解“涌现”（emergence）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但她强烈反对沃尔夫拉姆将这种机制普遍化为宇宙的唯一真理。海尔斯指出，沃尔夫拉姆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他混淆了“模拟”与“现实”。元胞自动机可以模拟流体的湍流，但这并不意味着流体本身就是由离散的元胞构成的。沃尔夫拉姆将连续的模拟世界强行塞入离散的计算模型中，这是一种暴力的“离散化”行为（making discrete）。

海尔斯认为，沃尔夫拉姆的理论是“计算体制”的极端体现。在这个体制中，计算既是探索世界的“手段”（means），也成为了理解世界的“隐喻”（metaphor）。当这两者形成一个封闭的反馈回路（feedback loop）时，我们就陷入了认知的盲区。我们用计算机作为手段来模拟世界，模拟的成功让我们产生错觉，认为世界本身就像计算机，这个隐喻反过来强化了我们将世界视为计算系统的倾向，导致我们只去寻找那些符合计算特征的现象，从而“证实”了世界就是计算机。在这个意义上，海尔斯直言了代码本体论的另一种可能：“即使代码最初并非本体论的，它也通过这些递归的反馈循环变成了本体论的。”

四、“媒介间性”与三种世界观的博弈

为了从沃尔夫拉姆式的技术决定论中突围，海尔斯提出了一套更具动态性和历史感的理论框架：媒介间性与三种世界观的演变。在这一部分，海尔斯直接与媒介理论家杰伊·戴维·博尔特（Jay David Bolter）和理查德·格鲁辛（Richard Grusin）展开对话。博尔特和格鲁辛曾提出著名的“再中介化”（remediation）理论。他们认为，新媒体总是通过“借用”旧媒体的形式来确立自身（例如，网页借用了报纸的排版，电子游戏借用了电影的镜头语言）。这是一种较为线性的、形式层面的继承关系。

海尔斯认为“再中介化”不足以描述数字时代的复杂性。她所提出的“媒介间性”强调的是不同认知层级、不同符号系统之间的递归反馈循环。媒介间性不仅发生在媒介之间（如书与屏幕），更发生在“人类认知”与“机器认知”之间。

为了说明这一点，海尔斯曾详细分析马克·丹尼雷夫斯基（Mark Z. Danielewski）的印刷小说《叶之屋》（House of Leaves）[4]。这部小说虽然是纸质书，但其排版极其复杂，充满了迷宫般的脚注、倒置的文字和色彩编码，仿佛在模拟超文本（hypertext）和数据库的结构。这其实已经不仅仅是“再中介”（书模仿网页），而是“媒介间性”：数字逻辑已经渗透进了作者的认知模式和读者的阅读习惯中，反过来重塑了印刷书这种旧媒介的物质形态。数字并没有取代印刷，而是通过媒介间性，使印刷本身变得“数字化”了。

海尔斯《我的母亲是计算机》的核心架构建立在对三种主要符号技术体制的比较上：言语（speech）、书写（writing）和代码（code）。言语的世界观对应于索绪尔的符号学。在这里，能指与所指的关系虽然任意，但在言语社群中是约定俗成的。这种世界观强调“在场”和即时的交流。书写的世界观对应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书写引入了“延异”（différance），打破了说话的在场性。能指变成了“漂浮的能指”，意义永远在延迟中，且依赖于上下文的无限引用。代码的世界观则是海尔斯重点阐释的新体制。与德里达笔下在语篇内部“漂浮”的能指不同，海尔斯提出“闪烁能指”来描述数字条件下的符号状态。数字代码中的符号一方面必须遵守精确的语法和内存地址等约束，以便被机器正确执行；另一方面，它们又在从电信号到二进制、从机器码到界面文本的多层编码之间不断转换、显隐不定。正是在这种严格可执行性与多层转换的张力之中，能指呈现出“闪烁”的动态形态。

在代码世界观中，意义不再是解释学的问题，而是由于其可执行性，变成了因果律的问题——代码不仅意味着什么，它还做着什么。从这个角度看，凯利的批评与亚历山大·加洛韦（Alexander Galloway）一道，深刻地影响着海尔斯。当然，后者也以同样的方式影响着前者[5]。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代码世界观正在重新解释前两者。例如，虽然代码表面上类似书写（都是铭刻符号），但它具有言语的某种“在场”特征（实时执行、即时反馈）。这种“次级口语性”（secondary orality）使得代码成为了连接抽象符号与物理行动的强力中介。今天，我们的说话被Siri解析，我们的书写被Word纠错，这正是代码世界观对前两者的殖民与重构。

五、代结语：我的母亲不是计算机

《我的母亲是计算机》原版出版于2005年。那是一个属于Web 2.0、博客和早期社交媒体的时代。近二十年过去了，随着深度学习、大数据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爆发，海尔斯当年的预言不仅应验，而且变得更加紧迫和复杂。在最后，我们将目光投向海尔斯最新的研究，探讨她如何修正和扩展早期的理论，以应对AI时代的挑战。当海尔斯在2005年谈论代码时，主要针对的是确定性的算法和规则（如沃尔夫拉姆的元胞自动机）。然而，今天的深度学习和神经网络引入了概率与统计的逻辑，这使得“代码”变得更加不可读，甚至对程序员本身也是一种黑箱（black box）。在2022年的文章《进入AI之脑：物质性与再现的危机》（“Inside the Mind of an AI: Materiality and the Crisis of Representation”）中，海尔斯直面了GPT-3等Transformer语言模型带来的冲击。她批评了将AI简化为“随机鹦鹉”（stochastic parrots）的观点，同时也反对将其完全拟人化，而是提出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立场。海尔斯指出，AI拥有自己的“环境界”（umwelt）——一个由数据、向量和概率构成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意义的生成机制与人类截然不同。人类的意义基于意图/意向性（intentionality）和具身经验，而AI的意义基于概率分布和高维向量空间中的关联。

为了描述这种新的人机关系，海尔斯曾提出“认知组合”（cognitive assemblages）这一概念[6]。这是对“我的母亲是计算机”这一隐喻的最终回应。“我的母亲是计算机”曾经暗示了一种谱系上的继承甚至替代关系（机器是我们的后代，或者我们是机器的后代）。而“认知组合”则强调分布式的认知（distributed cognition）。在这种图景中，并没有独立的“人类主体”面对“机器客体”，只有流动的、暂时的组合体。无论是金融市场的高频交易算法，还是辅助写作的AI工具，决策和意义都是在人类与技术行动者的协作网络中涌现的。海尔斯的理论始终保留了一份对“不可计算之物”的敬畏。在沃尔夫拉姆试图用“规则30”解释宇宙万物时，海尔斯提醒我们注意那些被“离散化”过程遗漏的噪音、情感和模糊性。在代码试图确立绝对控制的地方，文学（无论是印刷的还是电子的）作为一种不可化约的“他者”，始终在提醒我们语言的溢出效应。海尔斯的研究告诉我们，计算不仅仅是关于0和1的技术，它是一种深刻的文化实践，一种正在重写我们DNA的叙事。在这场宏大的重写中，我们需要像阅读mezangelle一样，学会一种新的读写能力：既能解析代码的逻辑，又能感知诗意的断裂；既能利用AI的算力，又能反思其对人类主体性的中介与重构。

基于海尔斯的理论脉络，我试图以一种“矛盾修辞法”（oxymoron）[7]来概括当代的人机纠葛。宣称“我的母亲是计算机”，不再是对起源丧失的否定，而是以一种激进姿态确立了新的亲缘关系。但吊诡的是，恰恰因为承认了这种深度的纠缠，为了避免主体在其中彻底消融，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种否定的力量。于是，“我的母亲不是计算机”作为这一命题无法回避的镜像，自然而然地浮现了。面对技术的极速演进，我们需要坚持一个看似陈旧却依旧核心的立场：人与机器并非天然地处于相互同化的进程，而是处于一种异质性的认知耦合；在这种共生中，正是那些不可抹平的本体论差异，支撑着人类与机器的相互依赖，并共同生成了未来的图景。

注释：

[1] 详见Hayles N K. Print Is Flat, Code Is Deep: The Importance of Media-Specific Analysis[J]. Poetics Today, 2004, 25(1): 67-90.

[2] 图片分别来自https://criticalinquiry.uchicago.edu/book_review/author/john_cayley/；https://www.ae-info.org/ae/Member/Hayles_N._Katherine

[3] 详见Hayles N K. Deeper into the Machine: The Future of Electronic Literature[J/OL]. Culture Machine, 2003, 5[2025-12-03]. https://culturemachine.net/vol-5-the-e-issue/deeper-into-the-machine-the-future-of-electronic-literature/

[4] 详见Hayles N K. Saving the Subject: Remediation in House of Leaves[J]. American Literature, 2002, 74(4): 779-806.

[5] 例如，可参见Galloway A R. Language Wants To Be Overlooked: On Software and Ideology[J]. Journal of Visual Culture, 2006, 5(3): 315-331.

[6] 详见（美）凯瑟琳·海尔斯. 无思考: 认知非意识的力量[M]. 冷君晓,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4.

[7] 在本书第五章，即分析《编码宝典》时，海尔斯采用的分析工具是一种被称为“矛盾修辞法”的辩证法。这里的辩证法并非简单的“正-反-合”，而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转化链条：一对矛盾的术语发生冲突，其张力催生出一个新的、融合了二者特征的术语；这个新术语随即又会召唤出自己的对立面，构成新一轮的矛盾，如此循环，直到整个辩证链条因无法解决终极矛盾而自我耗尽，最终凝结成无法解开的“矛盾修辞结”（oxymoronic kno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