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初春,丹东站的站台上雾气未散,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拎着暗绿色行李袋,下车后先把额头贴在栏杆上,久久没有抬头。身旁的列车员悄声问他:“老同志,回家吗?”老人点了点头,却没立刻迈步。他叫王兴复,阔别祖国二十二年,这一刻才真切感到“回家”两个字的分量。许多人不知道,王兴复曾经为了爱情做出一个让同袍叹息、让亲人愕然的决定——放弃中国国籍留在朝鲜,而这一切的起点,要追溯到1959年。
1953年7月停战协定签署后,中朝联合司令部抽调了约四万余名志愿军留在朝鲜参与战后恢复。那支队伍里,二十八岁的王兴复负责交通和后勤,常年穿梭于黄海道海州一带。枪声停了,可沟壑遍地、村落焦土,比硝烟更让人心疼。他每天要为受损铁路测线、清障、分发口粮,还要接待前来考察的中朝官员,马不停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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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冬天,队里给附近村民修复木桥。王兴复带着五名战士忙了三天,终于铺好最后一排木板。村口那座破旧茅屋里,少女吴玉实端着热腾腾的土豆汤,怯怯递到他手中。汤的味道简单,却暖得他直想家。从此,一碗家常汤拉近了两颗心的距离,王兴复三天两头找理由去帮忙:补墙、劈柴、搀扶老母亲到诊所,一干就是六年。
1958年初夏,国内下达命令:援朝志愿人员分期回国。消息像惊雷炸响营区,大家数着日子盼登船,唯独王兴复心口发闷。他清楚军中“不得与当地人结婚”的铁律,也明白恋人离不开年老体弱的母亲。团部政治处找他谈话,负责人低声提醒:“你若真想成亲,唯一办法——自愿复员。”一句话,将选择摆到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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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兴复那晚来回踱步,月亮照在临时营房的白布窗,他最终写下复员报告。批文要朝鲜外务省盖章,还得报回志愿军总部,手续一走就是整整三年。1962年2月,盖着朝鲜政府红章的结婚证送到手里,他同时取得朝鲜国籍。印泥未干,心里却酸涩:军装脱了,中国国籍也没了,故乡湖北的家书却越寄越慢。
婚后的小屋只有三间,但是窗明几净。夫妻一起种地,忙完王兴复就在华侨小学教课。他教拼音,更讲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班里孩子常常听得入神。有人好奇问:“老师是朝鲜人吗?”他笑着摇头:“血管里流的是中国人的血。”这句话被妻子听见,默默记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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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初,朝鲜国内形势紧张,物资再度紧缺。妻子看着丈夫日夜叹气,一日夜深,她握住他的手轻声说:“阿爸走了,母亲也离世,我们不如回你的家乡。”王兴复红了眼眶,只答一句:“回不去,手续难。”可妻子不认输,她一次次跑到地方政府,补交证明、填表、翻译公证。材料递到中国驻朝大使馆,来回往返足足四年。
1979年底,复国籍申请得到批准。那一晚,王兴复读到电报,一遍又一遍摸着“准许回国定居”八个字,手指抖得像出了战壕。次年冬天,他带着妻子、两个孩子先到平壤,再搭夜车抵新义州,最后跨过鸭绿江。孩子们说:“爸爸,这河真宽。”他笑而不语,只在江风里多站了片刻。
回到湖北老家,父母早已故去,旧屋墙皮剥落。乡亲们听说老王头带着朝鲜儿媳归来,纷纷来帮忙翻修。乡党委安排他到县文化馆担任顾问,让他负责抗美援朝史料整理。翻检档案时,他发现不少战友的名字后面只留一行“牺牲”字样,心头针扎一样痛,但他仍一笔一划誊录。1985年,相关史料正式出版,成为地方志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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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岁时,他从文化系统退休,转而在家乡小学义务教汉字与朝鲜语,每到课间总有人围听他讲“当年跨过鸭绿江”的见闻。他说得平实,偶尔冒一句略带乡音的朝鲜语,学生们乐成一团。有人问他后悔吗?他摇头:“人嘛,总归要对得住内心。爱情也好,祖国也好,都是命里的牵绊。”
1993年的重阳节,王兴复带着孙子回丹东,站在江边,他没说话,只是眯眼看对岸灯火。那盏灯里,有他二十年的青春,也有一段时而温暖、时而撕扯的往事。吴玉实把围巾轻轻系在他脖子上,笑称:“风大,别着凉。”王兴复点头。老兵的故事没有惊天恢宏,只有一连串掷地有声的选择;那些选择,加在一起,拼出他独特的人生,更映照了中朝并肩岁月里难以割舍的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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