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安徽省会未迁合肥，毛主席坚持原决定

说到安徽省会，得先回到更早。清雍正年间，安庆因扼长江、背大别，被定为治所；进入晚清，轮到芜湖凭借通商口岸的身份声名鹊起；津浦铁路开通后，蚌埠俨然皖北门户；抗战期间，避战火之需又把省会临时迁到大别山区立煌。两个多世纪里，四座城市轮番“坐庄”，省里人戏称“徽省府衙像走马灯”。合肥真正跳到台面，是抗战胜利后李品仙所作的那份《迁省会合肥申请书》。他提出：合肥地处全省几何中心，利于南北呼应。理由看似充分，却因战乱匆匆搁置。

新中国建立，省级建制重整。1952年中央点名合肥，象征意义远大于现实条件：城区没自来水、没自发电厂，干部上班要绕泥塘。几年下来，议论越来越响，省委书记曾希圣索性把问题写进报告，附带递给毛主席。1958年9月16日，毛主席乘火车到安徽视察。合肥街头红旗招展，市民拥堵在五里墩、三里街，一路高喊口号。毛主席车窗摇下，看着这座“小得能一眼望到头”的省城，神情专注。

当天夜里，他在驻地翻阅曾希圣的信，字里行间充满顾虑：芜湖有江，安庆有港，蚌埠有铁路，合肥似乎什么都缺。信末一句“如迁他城，全省均感便利”尤其刺眼。沉思片刻，他提笔写道：“沿途一望，生气蓬勃，肯定是有希望的，有大希望的，合肥不要动。”寥寥数句，钉下重锤。

视察次日，曾希圣陪同登上琥珀山。山顶俯瞰，城廓错落，稻田与池塘交织。曾希圣迟疑地问：“主席，合肥大学定名，可否请示？”毛主席笑了：“就叫安徽大学吧，省在这，大学也要在这。”简短对话，不过十余字，却让在场干部心里“落了地”。从此“迁省会”的话题日渐式微。

毛主席为何坚持？其一，战略安全。长江下游易受封锁，省会设在江岸城市，战时疏散困难。合肥位于江淮腹地，三面环山库，东可援淮南，西可联皖西，天堑与平原兼备。其二，均衡发展。把省会安在中央，可避免“一江独大”，带动皖北、皖西偏远县份。其三，规划弹性。合肥底子薄，政府可以“白纸作画”，按工业城市的标准重新布局，而不必顾忌旧城肌理。

接下来的十年间，省里把有限的资金优先投进基础设施：1959年建成合肥火车站，1960年兴建董铺水库，1964年合宁公路通车。一项项工程像骨头，给这座小城快速勾勒出城市轮廓。1970年，中国科技大学整体西迁，更是为合肥平添一抹科教底色。有人戏言：“江淮有了大学城，才算真正安家。”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策东风吹向中部。合肥抓住两件事：一是改革粮食流通体制，解决“吃饭”问题；二是重点发展军工民品转型，形成家电、光电、汽车零部件三条产业链。到1990年，合肥工业总产值超过芜湖；2000年前后，GDP反超安庆；蚌埠的铁路枢纽地位，则因公路、航空分流显得黯淡。省内“排座次”的走势，恰好印证当年“皖之中”的判断。

回看1958年那封请示信，字迹尚在安徽档案馆中保存。批示后面留有“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六日”端正手书。史料显示，主席当天仅用不到十五分钟便作出决定，却改变了一座城、乃至一个省的发展方向。安徽人说：“合肥是主席亲手选中的城市。”这话虽然朴素，却概括了事实。

如今的合肥，仍在江淮之间扩展。包公祠的钟声与高新区的机床轰鸣交织，南淝河两岸灯火通明。半个多世纪前的犹疑与争论，被历史悄悄收进卷宗。档案里那页宣纸，静静见证着1958年的关键一刻——有人提议迁都，毛主席挥笔回绝：“不要动。”事情就此定局，再无人撼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