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清陶瓷图案看中西文化交融

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开启了16至18世纪中欧贸易的新篇章。贸易交换的不仅有全球的物品，还有随之而来的不同文化间的图像流动。中国瓷器远销海外的同时，还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其承载了中国文化的诸多符号与特征，在将中国商品输出国外的同时，也将中国的传统审美、异域风景、文化理念、哲学精神等传播到了海外。随着贸易的进一步深入，在中国瓷器上也产生了西方的纹章、西方文化元素以及西方人眼中的东方样式。吴若明所著的《互视：明清陶瓷艺术的欧洲流传与图像交融》即探讨视觉文化的“互视”在社会关系等方面的体现。陶瓷作为历史的在场者，在跨媒介的传播中见证了中西文化跨越地域的交流和发展。

中国陶瓷的外销是单向输出吗？书的上篇“陶瓷贸易与风尚之变”正尝试回答这样的问题。事实上，在“销售—购买”的互动模式下，中国明清陶瓷也在继承传统的同时，积极因市场变化而作出适应性调整。

16世纪中期葡萄牙人抵达中国后，中欧之间开启了直接的贸易与文化的沟通，此后，随着东印度公司的成立，大量明清陶瓷远销欧洲。明代版画《程氏墨苑》《剪霞集》中的瑞兽形象，会被借鉴到瓷器及工艺品中。《顾氏画谱》中水禽版画中水鸟的形象，也被移植到了满池娇等瓷绘题材中。花卉、祥瑞等是瓷器装饰常见纹样，由于文化差异，传统的龙凤题材在欧洲遇冷，而拥有美好寓意的花鸟、双鹿等则很受欢迎。与此同时，欧洲元素如荷兰的郁金香、康乃馨等也在文化交流中成为转变期外销瓷中受欢迎的自然题材。从画到瓷的转变过程中，并非绘者或者制作者引领观者，而是“图像—媒介”的全球流通。

明清陶瓷装饰常言，“画必有意，意必吉祥”，这些遥远东方的陶瓷图像，不仅有着绚丽的画面，还通常有着叙事性的美好寓意。有没有一种可能，在他者的眼睛中读懂东方的寓意？在书的中篇“东方叙事的他者观看”，开始以他者凝视角度阅读东方图像。

隐逸山水、楷模人物……那些明清外销瓷中的常见叙事图像从何而来呢？回顾中国艺术发展史，山水画自唐宋以降成为中国传统绘画的重要题材，是画家记录名山大川、旅游行踪的重要载体，包含了写实山水和理想山水两种。明代中期，以苏州为中心的吴门画派等以东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来描绘内心理想之境，由于这类画作是对文学作品的转译，包含洞、水泽、桃林、渔人、良田等元素，因此兼具叙事性元素。同时，随着明清风俗画的发展，浙派兴起后，渔父图、渔家乐等富有浓郁民间气息的渔舟题材悄然兴起，这类图像既贴近现实生活场景，又隐喻地表达了隐逸意境。事实上，无论是桃源还是渔夫，都是一种东方文化符号，象征着渔樵耕读的隐士之境，且体现出东方哲学与思想智慧。而这类图像通常表达的是士人，即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审美风尚，且较为贴近传统绘画主流。这类图像被转译到瓷器上，往往舍弃全景式构图，只取局部，甚至被简化成了渔舟、渔夫等东方文化符号。

楷模人物题材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另外一个侧面。相较前一种类型避世隐逸，这类则体现了入世之风，对于忠义孝悌的崇尚。这类图像通过兵器、马匹、人物打斗等元素展现了经典侠义叙事场景，颂扬英雄的忠义事迹；孝子故事，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典型的主题。这些叙事化的情节与指代，通常与文学作品、戏曲有关，如刀马人通常与明清话本《隋唐演义》《水浒传》等相关，而才子佳人故事通常出自《西厢记》《牡丹亭》等，还有依托“二十四孝”塑造的孝子形象。这些人物形象在欧洲人眼中都是体现东方地域风貌与风土人情的文化符号。

当我们谈及中西美术交流时，常提到“西画东渐”，而中国绘画图像借由瓷器，实现了“东画西渐”。中国艺术以瓷为媒传向欧洲，而器物背后则是中国文化与艺术。只是这一过程较为隐蔽，且存在跨媒介转译，容易被忽视。书中下篇“中国陶瓷的欧洲镜像”，从全球史视角进一步论证瓷器图像的西方转译。在外销瓷收藏史研究的基础上，讨论中国陶瓷与欧洲艺术之间的互视与共鸣，进一步从图像角度探讨了中国陶瓷对欧洲的影响。

这种交融图像的产生，并非简单的图像元素相加，而是由东西方文化、审美、精神融汇所形成的。中国瓷器逐渐成为被欧洲人收藏的器物，变成了被研究的对象，后来在欧洲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硬质瓷。从图像出发，对其进行跨文化、跨媒介解读，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东方图像的西方呈现，并在互视的能动性下，促成中西交融图像的多重阐释。

（作者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明万历青花克拉克花果纹瓷盘 江西省博物馆藏

清雍正广彩伊佐德家族纹章纹盘 天津博物馆藏

明崇祯青花人物花卉纹瓷碗 德国法兰克福应用艺术博物馆藏

明万历青花克拉克瓷盘 德国法兰克福应用艺术博物馆藏

明崇祯青花人物故事花卉纹葫芦瓶 上海博物馆藏

明崇祯青花人物花卉纹执壶 德国法兰克福应用艺术博物馆藏

2025年12月21日《中国文化报》

第4版刊发特别报道

《从明清陶瓷图案看中西文化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