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家门口杀人案：同是限定限定刑责，为何有人死有人生？

同样是限定刑事责任能力，为什么有人死刑，有人死缓，博得一线生机？

27 岁女子王某雅在家门口被邻居梁某滢捅刺 10 刀身亡，凶手被鉴定为限定刑事责任能力，一审获判死缓。而上海黄一川校园砍杀案、广西何某乖射钉枪杀邻案的凶手，同样是限定刑责的精神病人，却都被判死刑立即执行。

为啥看似同类案件量刑差这么多？

核心答案藏在刑法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里，这一原则直接决定了刑罚的轻重，绝非有精神病就轻判的简单判断。

一、罪责刑相适应，不是同案同判，而是罪责匹配

首先得把这个原则说透，不然根本看不懂三个案例的区别。

刑法第 5 条明确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

说白了，这一原则的核心就是罪刑相当、罚当其罪—— 刑罚的轻重，得和罪行的严重程度、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成正比，就像给罪行 称重，重罪重罚，轻罪轻罚，既不能轻罪重判冤枉人，也不能重罪轻判放纵犯罪。

限定刑事责任能力，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不是必须，其只是量刑时的一个从宽情节，不是免死金牌。它可以让刑罚从轻，但前提是罪行本身没严重到突破底线；如果罪行极其恶劣，人身危险性极大，这个从宽情节也可以不适用，最终还是会判重刑，这正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灵活运用。

二、成都案判死缓：罪责与刑罚的精准匹配

梁某滢能获死缓，不是只因为精神病，而是其罪责程度、人身危险性，恰好和死缓的刑罚相匹配，完全契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第一，作案系临时冲突升级，主观恶性较轻。

梁某滢是因敲门滋扰被质问，双方争吵抓扯后才持刀伤人，属于激情犯罪，没有提前预谋；而黄一川是有预谋地在校园附近蹲点，专门砍杀毫无防备的儿童，何某乖仅凭邻居作法害自己的妄想，就精心改装枪支、蓄意杀人。后两者是主动寻仇，主观恶性远大于临时起意的梁某滢。

第二，社会危害范围有限，人身危险性较低。

梁某滢的暴力行为针对特定冲突对象，没有危害不特定公众，再犯风险相对可控；但黄一川是无差别攻击未成年人，何某乖杀害无辜邻居，两人的行为引发全社会恐慌，对公共安全的威胁极大，人身危险性远超梁某滢。

第三，无极端残忍情节，罪行严重程度未达顶格。

梁某滢虽捅刺 10 刀，但未出现虐杀、追杀等突破人伦底线的行为；而黄一川连续砍杀儿童要害部位，何某乖专门朝老人头部射击，还踢门追杀躲进卧室的被害人，作案手段极具攻击性和残忍性，其罪行严重程度已超出限定刑事责任能从轻的范畴。

三、黄一川、何某乖判死刑：罪责过重

同样是限定刑事责任，黄一川、何某乖难逃极刑，核心是其罪责已严重到不可以从轻，完全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严厉适用：

黄一川案：

黄一川为泄愤，在校园附近持斩切刀砍杀三名儿童和一名家长，造成 2 死 2 伤。这种针对未成年人的无差别攻击，作案动机卑劣、手段残忍、后果特别严重。即便他是限定刑责，但精神疾病对其辨认、控制能力影响极小，其罪行对公共安全的破坏、对社会伦理的践踏，已经达到了罪无可赦的程度。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来看，只有死刑才能匹配这样的重罪，既告慰受害者，也震慑潜在的危险分子。

何某乖案：

何某乖不仅蓄意杀害两名无辜老人，还非法制造枪支，作案后藏匿凶器、试图自杀逃避惩罚，认罪悔罪态度差，未获得家属谅解。其作案逻辑清晰、目标明确，精神疾病对行为的影响甚微，叠加非法制造枪支的罪名，罪责远超梁某滢。按照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这样的多重重罪，即便有限定刑事责任的从宽情节，也不足以从轻，死刑判决是对其严重罪行的精准回应。

四、罪责刑相适应，让正义不偏不倚

三个案例的不同判决，恰恰是司法理性的体现：不是限定刑事责任决定量刑，而是罪责大小决定最终刑罚，这正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生动实践。

成都案中，梁某滢的限定刑事责任情节，与她临时起意、危害范围有限的罪责相匹配，死缓判决既严惩了杀人行为，又兼顾了病情对行为的影响，实现了罚当其罪；而黄一川、何某乖的罪行，已突破社会底线，即便有精神疾病，也不足以抵消其极端恶劣的情节，死刑判决同样是罪责相当的必然结果。

法律的正义从来不是机械的同案同判，而是精准的罪责匹配。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就像一把公平秤，既不让精神疾病成为犯罪的保护伞，也不让刑罚超出罪行本身的应得的惩罚。

这起案件的判决，正是对这一原则的最好诠释：每个案件的细节都藏着罪责的轻重，而公正的判决，永远是罪责与刑罚的完美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