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周刊丨“天价救护车”涉事医院被罚款 患者转院“路”难在哪？

转自：央视新闻

　　　　当患者病情危急需跨省转院，他能乘坐哪种救护车？能叫120吗？现实给出的答案，可能跟很多人想象的不太一样。

　　今年4月，江西的唐先生孩子身患重病，需要从南昌转运到上海，经诊治医生联系，一辆救护车以2.8万元价格承接了这趟1600公里的转运。然而事后，唐先生发现，这两万八转入的是司机个人账户，并且没有费用明细与发票。他这才得知，这辆车并非来自120或就诊医院，而是属于另一家民营医院，他的投诉也就随之而来。

　　这起引发高度关注的“天价救护车”事件，本周有了新进展：涉事司机是该民营医院的员工，他在标价之外，加收了1.7万元，这家医院也因管理不善被罚5000元。面对这样的处罚结果，有人提出了进一步的疑问，如此紧急的转院，为何不能使用120急救车？当前，这类需求究竟由谁来满足？能不能满足？这个市场又该如何进一步规范？《新闻周刊》本周视点关注：转“患”之路。

　　本周，南昌“天价救护车”事件迎来后续，涉事的南昌赣医医院有限公司，被当地市场监管局处以5000元的行政处罚。该事件，发生在半年前的4月4日，唐先生的孩子因严重心脏问题入住江西省儿童医院，病情始终未见好转。4月8日晚，唐先生提出转院至上海某医院，并请主治医生帮忙联系救护车。约一小时后，救护车抵达，司机在了解病情和目的地后，向唐先生报价28000元。

　　唐先生：我母亲、我自己、我爸都很震惊。我母亲问他怎么这么贵，能不能便宜点，司机也没说话。我当时很心急，我就说不管什么两万八、几万八，先走。当时我们也一直以为那就是江西省儿童医院的救护车，没有说是外面的。

　　据江西卫健委此前通报，当晚，省儿童医院派出了两名医护人员随车护送，并提供了俗称“人工肺”的ECMO等相关设备和药品。医生的陪同，让唐先生以为，救护车是属于省儿童医院的。

　　唐先生：从重症监护室把这些设备搬到救护车上，设备是医院的，设备搬上救护车之后，我再给他钱。其实是空车过来的，空车收了我一万四预付款，到了上海的医院之后，再收一万四尾款。

　　唐先生向司机的两次付款，都没有收到发票，也没看到收费明细。事后，唐先生索要费用明细时，省儿童医院才向他明确，救护车属于一家民营医院南昌赣医医院有限公司。南昌市市监局的处罚决定书显示，涉事司机是私自驾驶了挂靠于该医院的一辆救护车进行转运，而且他们在公示的“救护车费”之外，违规加收了一万七千元。

　　中国卫生法学会副会长 郑雪倩：救护车是在民营医院，它也具有了备案，但是它可能没有揽不到什么活，所以可能就跟大医院合作。但它怎么运行，我觉得挂靠的医院是要对它进行监督管理。

　　据江西省卫健委此前通报，由于省儿童医院无符合跨省转运条件的救护车，诊治医生才联系了民营医院的救护车。另有媒体报道，医生之所以没有联系南昌急救中心的120救护车，是因为120救护车装满各类仪器，无法转运携带呼吸机和ECMO等设备的病人。

　　中国卫生法学会副会长 郑雪倩：我们国家都是按照市、省来管理的，救护车是属地管理，每个区域按照每个区域的规划来进行。如果没有区域和规划的话，它可能工作中会混乱，我可以到那省，这省我可以不派车，这样不就混乱了，谁来保证呢？

　　类似于南昌“天价救护车”事件，肺移植专家陈静瑜经历的一次病患转运，更为艰难。今年6月，一名患者需要从上海转运到杭州接受肺移植，遇到的难题就是，上海的120救护车不能离开本市。

　　国家肺移植质控中心主任委员 陈静瑜：上海的120说它不能出市，没有这个可能。所以家属多方打听，前前后后总共花了两周的时间，找了一个民营转运的救护车才完成了转运，整个费用13.5万，他是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为了救命，所以他也能够接受。

　　2014年施行的《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办法》规定，急救中心（站）和急救网络医院，不得将救护车用于非院前医疗急救服务。为了保障120在属地的急救能力，包括患者转院在内的其他照护类转运需求，不在急救体系之内。

　　中国卫生法学会副会长 郑雪倩：在这个法律规定里强调的是要保证院前急救工作的落地，比如说120它就是专号专用，它的职能和工作性质都是要保证院前半径的抢救工作，而不是非急救的医疗转运。所以政府必须要考虑要满足，在每一个区域大概一个多大的半径下，比如15分钟呼救以后，急救车就得到达。

　　因此，像陈静瑜接收的这位患者，只能依靠民营公司完成转运，只有这类不属于120急救网络的救护车，才能够承担跨省转运任务。患者因呼吸衰竭，需全程使用呼吸机和ECMO等生命支持设备，这些设备经历了从上海医院到救护车，从救护车到杭州医院的两次切换，也让患者承担了更高的风险。

　　国家肺移植质控中心主任委员 陈静瑜：民营的转运机构也让家属要签署知情同意书，甚至风险自己承担的责任承诺书，就是万一在转运的过程中，呼吸机、ECMO出现问题或者要抢救导致意外的风险，家属来承担风险。

　　国家卫健委突发事件卫生应急专家咨询委员会 武秀昆：因为有刚性需求，总要有人去做这项工作。严格讲按照《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办法》的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120及网络成员单位不能做。医院的职能，据我了解似乎也没有这样的职能和职责，那这项工作究竟谁来做呢？

　　遇到这种患者需要转院的情况，大多数人希望的，肯定是叫120急救车，毕竟120由政府急救体系保障，调度也更规范，但现实是，很多地方的急救体系只管“救”，不管“转”；只负责“短平快”，不承担“长距离”，所以这类需求，就归到了“非急救转运”的范畴。问题恰恰出在这里，由于缺少统一的服务标准和价格监管，“非急救转运”在很多地方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正规的机构规模小、数量少，所谓的“黑救护车”就趁虚而入，低价诱骗，中途勒索，设备形同虚设，甚至医护人员也有冒充的。巨大的需求缺口下，供给端如何规范？这，是亟待破解的难题。

　　120急救车，到底能不能用于患者转院等非急救服务？事实上，各地有着不同的做法。本周，记者采访了内蒙古一家医院的医生，得到的信息是，一些紧急情况下，他们可以联系120急救车，对患者进行跨省转运。

　　内蒙古呼伦贝尔某医院 丁医生：因为我们是县级医院，有一些病是我们医院治不了的，还有一部分是家属他个人认为，这个病我们医院治不了，那他可能也会联系120转院，就近找有救治能力的医院。大部分都就近转到黑龙江齐齐哈尔，我们到齐齐哈尔一个多小时，到上级单位呼伦贝尔得五个小时。

　　这位医生表示，当地120急救车，在一般情况下，有余力用于非急救转运。与此类似，湖北某市卫健部门也表示，当地的120急救车，可用于向平级医院、上级医院以及跨省医院转运。

　　湖北某市卫健委工作人员 薛先生：我要转到上级医院去治疗，病情危重的情况下我是可以用120救护车的，平级的也可以。有些医院虽然平级，但是它在某一个科上面专业能力可能比我们这边医院好。

　　中国卫生法学会副会长 郑雪倩：我们知道大的医院都分布在北京、上海、广州，很多也希望跨省把病人送出去。送的过程中，也希望要有一些医疗保障，那么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它确实不属于120急救的管理范围，但是它确实是社会上有这种需求，有些地方已经在考虑制定相关的文件。

　　不过，记者了解到的信息是，在更多地区，120急救车仍然被禁止用于患者转院。近日，广州市卫健委就表示，使用有120标识的院前急救车辆做转院车是违规的。那么，在广州，非急救转运服务，是如何开展的呢？早在十几年前，广州就已试点建设具有省市级卫健部门资质证明的民营医疗转运机构，目前这样的机构共有两家。上个月底，广东安捷公司的转运团队，就历经13小时，跨越1280公里，将一名肺癌晚期患者，从广州转院至重庆。

　　广东安捷急救转运中心有限公司董事长 赖汉乐：在广州出发，必须到达客人指定的地方。另外像有一些外地的，他们病情在稳定的情况下，手术必须来广州才能做，他们会委托我们车子过去，把病人接过来。

　　广州120，日均要接数千个电话，其中30%～40%是非急救需求，而这两家民营机构加起来合计运力只有122辆，因此，80%的市场需求，被非法救护车及灰色车辆垄断。据不完全统计，广州地区运营的“无证救护车”已超过400辆，很多车是无标识、无编号、无监督电话的“三无”车。

　　赖汉乐：他们车厢里面简易改装一下，再搞一个警灯、警报器上去，这个就是最简单的做法。

　　在这两家正规民营机构，每辆转运车必须配备专业医疗设备，随车医护要具备执业资质，定期进行应急处置培训，车辆上路还需报交管部门审批。而反观黑救护，则有着自己的低价生存策略：买辆二手车，家人当医护，印些小卡片就能开工。

　　赖汉乐：一个是医疗人员参差不齐，价格上我们是明码标价，非规范的这些叫低价吸客，然后中途加费。

　　11月，国家卫健委等六部门，联合开展为期一年的非法救护车整治行动，其中打击的重点就是“黑救护”，它们普遍未经登记注册，也不具备医疗救护资质。更为隐秘的是，一些车辆通过挂靠在民营医院和急救站，获得“伪合法”身份，挂靠指标竟可以明码标价。

　　佛山市某急救站人员：可以上，都是急救站来的，价格是11万元一辆五年。

　　广州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明确表示，挂靠民营医院或急救站，实则由私人租赁牌照专门从事医疗转运的车辆，也属于违规；而六部门整治行动的重点之一，就是全面清理医疗卫生机构挂靠、外包或出租使用的救护车。同时，六部门也提出，要疏堵结合，引导医疗照护转运服务良性发展。当前，非法救护车大行其道的原因，就是正规供给不足，来自四川媒体调查发现，一些人选择黑车，实在是无奈之举。

　　四川日报记者 袁城霖：他们当时往往比较焦急，没有更好选择，可能知道不正规、收费贵，也有很多使用者仍然是心存感激，这辆车对于要躺着出院的人来说是刚需，所以认为不能取缔。

　　最新的消息是，广东省卫健委表示，要彻底解决百姓对于非急救转运的需求，还要疏堵结合，并引入社会力量。

　　国家肺移植质控中心主任委员 陈静瑜：因为面临新的老百姓的需求，所以非急救的转运体系有待于建立。想解决的问题是在非急救的转运过程当中，如何做到安全和规范。

　　120是几乎人人知道的急救号码，那么“非急救转运”，也能拥有统一的号码、统一的管理吗？其实，这样的尝试已经展开，比如在北京，就有120和999两套体系，120专管院前急救，而999则负责非急救转运和航空医疗服务。除了北京的999，还有湖南的96320，青岛的96120等等。不仅是同一个号码，还有同一套服务标准，同一个价格清单，这样供给相对充足且透明合规的平台，也让“黑救护”的投诉量显著下降。而这些探索也证明，非急救转运服务，不应该游走于灰色地带，而必须成为公共服务的一部分。

　　点击、定位、下单，呼叫的不是网约车，而是救护车，这背后是一个可以覆盖湖南全省的非急救转运服务网络。

　　湖南96320非医疗急救转运服务调度平台负责人 董帅：这个项目是在2020年年末开始运营的，从社会角度来说，非急救转运需求是非常大的。类似于骨折的病人、行动不方便病人的转运，或者他想回老家的院后转运，或者从下级医院到上级，我们根据他的病情情况来承接业务。

　　与其他地区个体民营机构单打独斗的局面不同，湖南通过全省统一的96320调度平台，整合符合条件的转运资源，统一调配非急救转运服务。

　　类似的尝试，还有山东。六年前，在卫健、公安、交通等部门指导下，青岛率先进行非急救转运平台搭建，并开通服务号码96120，一年后又升级为山东96120。目前，这个平台已经接入110余辆救护车，服务范围也基本可以覆盖山东全省。为保证服务规范，平台每年会与120调度中心联合进行人员培训和考核。

　　山东96120非急救医疗转送平台运营经理 胥琳婧：平台制定了“六统一”的管理标准，提供规范化的服务，清晰地能让用户辨识出来什么是正规的非急救转运服务。

　　统一号码、统一形象、统一调度，湖南和山东两地的转运平台，也做到了收费标准的统一。比如，湖南的96320平台按照医护人员数量不同，划定了不同起步价和里程单价，车上医疗设备不单独收费。而山东的96120平台，则是在里程费之外单收设备使用费。

　　董帅：病人如果只要一辆车和一个司机，车上不需要其他人员的话，是200元起步，包含了5公里，剩下的路程是10元一公里收取。人的情况可能稍微严重一点点，车上还需要配备一个医生在的话，是600元起步，包含了5公里，剩下的是15元一公里。

　　胥琳婧：我们所有的价格都会前置报价，价格比较透明，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并且会开具电子发票给到用户。

　　尽管两地的统一调度平台已经建立多年，但在实践中，也同样面临“黑救护”的激烈竞争。目前，湖南96320平台每月平均接到八九百单的转运需求，只能占到市场份额的20%左右。而山东，在试点最早的青岛，96120平台能占据60%左右的市场需求。

　　董帅：因为“黑救护车”采取的方式，可能会通过保安保洁这种医院非常内部的人，他可以很快速地就从他们手上打听到一些讯息，哪些人有转运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的针对性就会很强。

　　那么，如何让患者需求与专业供给更精准地对接？今年7月，杭州市政府发布相关《意见》，明确提出要推进非急救转运服务，统一非急救呼叫号码为96120，而且96120与120建立联动机制，120接到转运需求后会直接转到96120。

　　国家肺移植质控中心主任委员 陈静瑜教授：96120和120有一个联动机制，老百姓打电话过去以后是现场急救的，那120就出来了，不是现场急救的，那96120启动。

　　尽管各地正为非急救转运的规范化进行探索，但非急救医疗转运依然面临上位法缺失的问题，车辆登记、人员资质和准入标准等关键环节存在监管空白，亟需建立全国性的法律规范体系。

　　中国卫生法学会副会长 郑雪倩：大家说怎么到现在没看到一个法律法规的出台，因为确实它有些纠结的地方，比如这个行为到底是政府直接介入好，还是由市场进行自我调控。第二个是这个平台要不要统一调度，会不会出现垄断，还有价格问题，它到底应该按什么价格来收费。各部门的交叉在里面，怎么样监管，怎么样做好，又保证服务，又要保证质量，还要公平，这可能都是一系列的问题。目前大家都是在探索，还没有最后出台相关的法律规定，但是我相信政府会重视这样的问题，可能不远的将来会出现。

　　打击那些乱来的“黑救护车”，必须下重手、出重拳！但显然光靠打击还远远不够，问题的关键是，怎么建立起一条规范安全的患者转运通道，让老百姓打哪个电话清清楚楚，坐什么车、花多少钱也能明明白白。对于急救转院的家庭来说，他们最想要的，不是事后罚了谁多少钱，而是在最需要的时候，能来一辆打得通、坐得起、有保障的救护车。我们都知道，120急救是跟死神抢时间，保的是命。而非急救转运，也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做不好同样可能危及生命。因此，相关的改革必须争分夺秒，期待接下来各方的行动能来得更快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