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月,广州的天还透着冬意,北江码头挂起了细雨。四野第十五兵团司令部里,邓华把最后一份作战总结放进档案袋,伸手去端茶,却被秘书递来的一封信拦住了动作。信封正面只有五个字——“亲爱的爸爸”。他盯了几秒,眉尖明显一跳,这个称呼自1930年代后便再没出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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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要不要现在拆?”秘书低声询问。邓华摆手,话不多,却能看出指尖轻颤。他回到桌前,折开信纸,儿子邓诗贤的字迹清晰——他已在部队,正在广州郊外待命。“您还好吧?母亲走得早,我常想起您。”短短几行,句句扎心。邓华把信叠好放进上衣口袋,一夜无眠。
春运前夕的广铁站人声鼎沸。2月初,为参加武汉会议,邓华随军列北上。返程车过郴州,车窗外突然冒出熟悉的山形——苏仙岭。那是一种突如其来的召唤,他立刻请示临时下车,“顺道看看家乡”。同行的参谋劝他带警卫,但邓华只是指了指列车尾端:“儿子也要接上来,一并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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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邓诗贤赶到郴州站。父子俩初见的场景极其简单:月台风大,站牌上白漆剥落,“邓华?”“诗贤!”一句对视,便抱在一起。旁人想打圆场都插不上话,只见邓华肩头一抖再抖,却硬生生没让泪落下。二十二年,能说的太多,反倒谁都先不开口。
他们先去了郴州十字街口。那里埋着邓华的表弟首培之——湘南暴动少年先锋队中队长。街角电线杆早已换成水泥杆,可邓华站的位置与当年群众匆匆掩埋的土坑毫厘不差。他沉默良久,给儿子讲首培之被斩首后的经过,“敌人把头挂在杆上,乡亲夜里才敢把身子埋掉。”语气平稳,却让听者后背发凉。
从城里走出二十多里就是陂副村老屋。屋檐瓦片斑驳,厅堂格局没改。邓华推门,先喊了一声“大哥”,邓多英应声从后院出来,粗布短褂旧得发白。两兄弟没寒暄,邓华抬脚就跨进祖屋,目光在墙角那把老藤椅前停住——父亲生前最爱坐在那里抽旱烟。想到1927年自己被通缉时,父亲卖掉山地去疏通牢房,只换得一次短暂探监,他喉头一紧。
夜色里,全村只听见柴火噼啪。邓多英悄悄把一张旧相片递过来:前排坐着年轻的邱青娥,身旁站着四五岁的邓诗贤。相片边缘皱折,依稀能看出邱青娥剪短的头发与微扬的眉。邓华接过相片,指腹一遍遍摩挲,呼吸明显变重。灯芯跳动,他最终没忍住,泪水滚落相片角。“妈其实一直在等您。”邓诗贤声音发哑,仅此一句,再无下文。
第二日清晨,父子俩去村东坡的一堆无名土丘。那是邓天生的葬处,早期农会主席,被豪绅雇的暴徒用锄头砸死。连块像样的碑都没有,只插着一根枯竹竿。邓华蹲下,用手抹平泥土,抬头对随行的村干部说道:“立碑的事,公社解决不了就报县里,先把烈士家属的抚恤给足。”他语速不快,却透着不容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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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饭简单,一锅地瓜糊。邓华边吃边和兄长核对家族近年的生离死别。母亲1930年病逝、父亲1936年去世,兄嫂拉扯五个孩子艰难度日。邓华问:“土地改革后,家里还缺口粮吗?”兄长摇头,“分到地了,够吃。”他这才放下筷子,眼里倦意显现。连年征战,邓华能安心吃上一碗热饭的日子屈指可数。
傍晚,村头打谷场聚了不少乡亲。有人远远喊:“多华哥回来了!”这是邓华少年时的小名。人群围拢,他被推到竹椅上,不得不简单讲话。他回忆1924年冬的婚事:不足十五岁,依旧遵父母之命迎娶邱青娥;再忆1926年的农运风潮,妻子拿剪刀咔嚓剪掉盘发,跑去县妇女联合会。“她学会许多新词,自由、平等,还跟我辩论。”说到此处,邓华短暂停顿,嘴角像在笑,又像在叹。
夜深,父子同榻而卧。油灯昏黄,墙壁上影子忽长忽短。邓诗贤试探:“爸,当年您走得那么匆忙,后悔吗?”邓华望着屋顶木梁,声线沙哑:“不后悔。那一代人,命就是这么搭进去的。”片刻沉默后他又补了一句,“可亏欠你们娘俩,是事实。”话落,两人都没再说话,只听窗外虫鸣。
第三天一早,邓华带儿子去了郴州革委会,专门把关于修建烈士陵园、抚恤遗属的意见写成要点交给负责人。临行前,再次经过十字街口,他抬头望了望更新换代的电话线,嘀咕:“愿这里再也不挂人头。”说罢,转身上车。
火车启动,苏仙岭渐远。车厢里,邓华从怀里掏出那张旧相片,轻轻夹进作战日记。他没有回头看窗外,也没有继续说话,只是把帽檐压得更低,任列车铁轮不紧不慢压过连接处,哐当哐当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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