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没有尸检，小洛熙的去世只归结为手术风险

若非坚持尸检，5个月大的早产女婴“小洛熙”的真实死因——因误诊接受不必要手术，术中创口未缝合致大出血和心肺衰竭——恐怕将被一句轻描淡写的“手术风险”一笔带过。

而做出尸检这个决定，对痛失爱女的父母而言，无异于在伤口上再划一刀：既要亲手送别孩子，又要忍痛让她接受解剖。这份勇气，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心理煎熬。

洛熙的尸检报告，直接指向了三项无法回避的关键问题。

首先，医院称孩子患有需紧急手术的复杂先心病，但尸检证明她只有3毫米的小缺损，多数可自愈。这意味着，孩子很可能接受了本不该进行的高风险开胸手术。

其次，尸检发现胸腔切口未缝合、心包破口敞开、补片残留体内、胸腔积血70ml，对一个5个月大的婴儿而言，已是足以致命的大量出血……

这些并非“难以避免的并发症”，而是明显违反基本外科操作规范的疏漏，直接导致孩子失血性休克、心肺衰竭死亡。

最后，手术室内虽设有两个摄像头：一个用于麻醉设备监控，具备录像功能；但更重要的广角全景摄像头，本应记录主刀医生操作全过程，事后才知未配置存储设备，无法回放。

儿童重症监护病房（ICU）内则根本没有安装任何监控。

这些关键证据的缺失，使得“手术中到底发生了什么”“突发大出血时是否及时处理”“术后监护是否到位”等问题，无法通过客观记录验证。

一旦只能依赖医护人员的“回忆”或“说法”，争议就容易陷入“各说各话”的僵局。

家属只能依靠尸检报告和病历还原真相，但病历由医院制作和保管，天然存在信息不对称。在信任基础已经动摇的情况下，谁来为真相作证？

正因如此，家属没有等待医院或当地部门安排尸检，而是主动委托外地、独立、全国知名的法医刘良及其团队进行解剖。他们的用意其实很清晰：

一. 通过异地、第三方鉴定，尽量避免由同一体系内部完成鉴定所带来的公信力争议，并最大限度降低潜在利益关联引发的质疑。

二．由权威机构出具的尸检报告，更容易进入后续法律程序并被认真对待——无论是公安受理与调查、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还是法院审理中的质证与采信。

三．尸检存在明确的时间窗口，拖延会导致组织自溶等变化，影响对关键病理特征与死因判断的准确性。

对家属而言，这是他们唯一能够主动把握、且一旦错过就无法补救的取证机会，只能尽快将关键证据固定下来。

委托刘良团队，本身就是一种理性而坚定的姿态，要依靠科学、用法律，为孩子讨一个明明白白的真相。

这也倒逼相关部门无法敷衍，因为面对的是一份专业、透明、且受公众关注的司法鉴定。

当一台本不该做的手术，夺走了一个5个月大婴儿的生命；手术过程没有录像，真相只能靠尸检一点点拼出来。

我们不得不问：保障医疗安全，难道只能靠家属咬着牙站出来讨说法吗？

只有真正落实高风险手术全程录像、术前诊断多人复核、出事之后公开追责，才能避免下一个“小洛熙”悲剧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