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十五年的庐州凉镇,一群穿青衿的举子正围着烟庄讨价还价。有人把卖田的银子拍在柜上:“给我包十斤‘大烟’,要上等的!” 旁边路人看呆了,扯着嗓子笑:“我当是进京考状元的老爷,原来是一伙贩烟的客人!”
这不是野史段子,是段光清在《镜湖自撰年谱》里记下的真事。进京赶考从不是风花雪月的求学之旅,而是押上全部身家的商业冒险,行囊里装的既是应试工具,更是晚清社会的荒诞与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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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师海,福建泉州举人,他的《由泉晋京沿途事宜》堪称赶考生存指南,小到干粮斤两、大到关税规避,记录得毫厘不爽。再辅以《曾国藩家书》《钦定大清会典》及同期举人日记,清代举人的赶考行囊便立体起来。
对举人而言,赶考首先要解决的是活着到京城的问题。从各省省城到北京,近则千里,远则数千里,道光年间最快的驿马也要二十天,普通举人雇驴代步或步行,动辄两三个月。
陈师海在《由泉晋京沿途事宜》里记下的干粮清单,里面字字都是生存智慧:
段光清道光十五年赴京时,行囊里多了些安徽特产——十斤风干的咸鸭肉和五斤芝麻糖。咸鸭炖汤补力,芝麻糖应急抗饿,这是他母亲提前三个月就备好的应试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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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干粮的存放也有讲究:陈师海特别强调 “布包要缝三层,外层涂桐油防雨雪”;段光清在年谱里提过,有同行举人把炒麦粉装在猪尿泡里,虽腥臊却不漏粉。
湖南举人胡林翼的小机巧也很实用 —— 在干粮袋里混装少量花椒防虫,遇客栈又可煮茶饮用,可驱寒防痢,这在晚清举子中颇为常见。
这些干粮还必须带够。道光末年河南大旱,“米价涨至八两一石”,不少举子就因为干粮耗尽,只能以银换糠(一两银仅得三斤),有的甚至冻饿而亡。
如果说干粮是生存底线,那么鸦片就是举人的移动钱包。这一点,段光清在《镜湖自撰年谱》里写得直白又辛辣,彻底打破了士人清高的固有印象:
会试全程开销惊人:从安徽宿松到北京,雇驴费约15两,住宿费约20两,餐饮费约10两,再加上考前打点、置办衣物,即便没任何意外也得超过50两。
这种 “赶考带烟” 的模式已形成成熟产业链:举人们出发前到就近大烟馆低价进货,打着 “土特产” 名义进京高价售卖。段光清记载,同行的浙江举人带了 10 斤烟土,进京售罄后净赚 80 两,除覆盖盘费外,还剩 30 两可用于打点关节。
凭举人特权,路上可免除大部分税费,但到了京城,烟土仍需按 “土仪” 纳税 —— 税率仅 3%,远低于普通商人的 10%。即便如此仍有风险,他就见过山东举人因烟土超重被关差勒索,花 10 两银子才脱身。
值得一提的是,多数举人带烟并非自用。段光清在年谱里说 “同行者无一人吸此”,据同期史料记载,仅少数 “烟霞癖重” 的士人会带烟具。
而到了后面,情况慢慢改变 —— 吸烟者变多。曾国藩就在道光二十年日记里就记过,湖广举人李某 “携烟枪赴考,号舍中吞云吐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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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就是一些小技巧。
比如,举人持有“火牌”(即“奉旨会试”黄旗),理论上享有驿站提供马匹、食宿与护卫的法定权利。然而至道光年间,驿站经费常遭克扣,旧规虽在,却已形同虚设——其中的曲折,各位读者老爷肯定能懂。
聪明人自有务实的应对之道。段光清赴京时,行李中总备着些宿松特产银鱼干。每至一处驿站,他便取出一些赠与驿丞,只求对方给些关照。这招既维护了举人的体面,避免了直接行贿的尴尬,又比直接送银子省钱,还让驿丞们觉得 “举老爷给面子”。
还有一件特别实用的工具 —— 算盘。段光清在年谱里提过,他带的算盘比寻常小一半,可藏于袖中,用处有二:
一是计算沿途开销,避免被轿夫、客栈老板坑骗;
二是社交 —— 算盘打得好在当时是受人尊敬的技能,道光十五年在南京同乡馆,他就靠算盘精准算出十人同行的公摊费用,被众人赞 “会办事”。
把这些物品折算成银子,就能明白举人为何要靠贩烟补亏空。陈师海比段光清穷许多,也更节俭,他算过一笔完整的账:
当时一个举人一年的帮费(百姓挂名避税的分成)—— 约 30 两,还不是所有举人都能拿到。而按陈师海这种最节省的方式赴考,缺口也有近 20 两,就算领了公车银,日子也紧巴巴。
而当时云南烟土约 4 两 / 斤,广东 “广土” 约 7-10 两 / 斤,带到北京可卖 15-20 两 / 斤 —— 算笔明白账:云南烟土的利润率高达 275%-400%,即便是成本最高的广土(10 两 / 斤),利润率也有100%。
当利润超到 100% 时会发生什么?马克思已经告诉我们了。
如此高额利润,自然让不少举子甘冒风险。对底层举人而言,这也不全是投机,也是填补盘费缺口的无奈选择。然而高利润必然伴随着高风险。烟土作为硬通货,价值高且目标显眼,自然成为不法之徒觊觎的肥肉。
还有些隐形物品没被写进清单,却比实物更重要。比如段光清带的身份证明,包括乡试朱卷(乡试中举的考生试卷刊印本,用作身份凭证)、同乡会推荐信、县太爷的路引等。这些没记入清单的物品,当然也是举人们必须的。
这些藏在行囊里的霉干菜、鸦片、算盘与银鱼干,拼凑出清代举人的真实生存图景:他们既要啃着硬邦邦的炒麦粉赶路,又要靠着高风险的烟土贸易填补盘费;既要带着制式考篮坚守功名体面,又要靠袖珍算盘、家乡土仪应对沿途人情。
对晚清举子而言,赶考之路从不是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的浪漫叙事,而是一场 “步步为营” 的生存考验。行囊里的每一件东西,都不是随意选择,而是时代压力下的必然结果 —— 这也是最真实的清代科举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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