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1938年，重庆。
一个天气阴沉的早晨，曾宪植在《新华日报》社里翻阅当天的稿件。
她手边放着一封信，是几天前从延安转来的。
信不长，字迹干净利落，落款是叶剑英。
她读完，没说什么。
只是把信折好，放进抽屉，然后继续改稿。
没人知道，那封信的内容，是叶剑英再婚的通知。
没有解释，也没有道歉。
只是简单地告知：“已于某月某日与××成婚，望珍重。”
这事儿，搁谁身上都够呛。
可曾宪植没哭，也没闹。
她只是静静地收拾好情绪，继续工作。
那时候，她已经习惯了在动荡里保持镇定。
早在1926年，她就进了黄埔军校，成了第一批女学员之一。
那会儿她才16岁，个头不高，但眼神特别坚定。
据说黄埔招生时，校方一开始并不打算招女生，是蒋介石亲自拍板才破的例。
她进校那年，正赶上北伐准备阶段，整个军校都像拉满弦的弓。
训练强度高，政治学习也紧。
可她从没掉过队。
男学员里有不少后来成了将军的，像林彪、杜聿明、陈赓，他们都记得这个爱沉默、练枪很准的女孩。
和叶剑英认识，是在广州。
两人都在军政系统里，往来不多，但彼此都知道对方。
真正靠近，是在1927年，南昌起义失败后的一次撤退途中。
他们一起被困在江西一个小镇，连续三天没吃饱过一顿。
那时候能活下来的人，不多。
后来两人结了婚。
那年，她21岁，叶剑英25。
他们没有办婚礼，也没拍合照。
只是在一间借来的屋子里，写下了结婚证书上的名字。
那张纸，现在已经泛黄了。
婚后没多久，战争开始升级。
叶剑英被调往前线，她则留在后方做交通联络工作。
两人聚少离多，一年能见上一面就算不错。
她从没埋怨过。
只是偶尔在信里写：“孩子很乖，别担心。”
1938年，叶选宁出生。
她一个人把孩子带大。
没请保姆，也没依靠组织。
那时候她在重庆，工资不高，每月要精打细算。
有一次她跟同事借了两块钱买奶粉，被人背后议论，说她“个人问题不清楚”。
她听见了，但没吭声。
她后来跟人说：“只要孩子能长大，什么都值。”
孩子确实没让她失望。
叶选宁后来进了解放军，做过情报工作，也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
再后来，成了少将。
别人提起他，总说他有母亲的韧劲。
不过那些年，曾宪植过得并不轻松。
尤其是抗战期间，她在《新华日报》做编辑，每天都要应付国民政府的审查。
有一次她写的社论被审查员扣下，对方说：“你这篇文章里提了‘希望’，我们现在讲的是‘坚持’。”她愣住了，但还是按要求改了。
她不是个喜欢争辩的人，但她心里有数。
她做了很多事，别人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知道。
像1939年她被派去处理一次地下组织的失联事件，从重庆跑到香港，又从香港走水路到汕头，最后在梅县找到了被捕的两个交通员。
她花了十天，换了四次身份，才把人救出来。
她回来以后，没人给她开会表彰。
只是把她的名字写在了一份内部通报里，说：“曾宪植同志表现冷静得当，建议重点培养。”
建国后，她调入全国妇联。
那时候妇联正在起草第一部《婚姻法》，她参与了前期的调研工作。
她跑了河北、山西、山东三个省，听了上百个妇女讲自己的婚姻故事。
有一位老太太说：“我今年六十岁，三岁就被卖了。
现在能离婚了，可没人告诉我咋办。”
她回来后对同事说：“你知道吗？有些人等了一辈子，就等这一纸法律。”
她后来被任命为全国妇联副主席，主管基层妇女组织建设。
她不怎么参加公开活动，也不喜欢被采访。
她说：“我不是名人，别浪费纸。”
文革时，她被批斗过。
有人说她是“叶剑英的前妻”，有问题。
她没解释。
就坐在牛棚里静静地看报纸。
有一次，有个小青年骂她“旧思维”，她只说了一句：“我16岁参军，你呢？”
1978年后，她恢复了工作。
再回妇联时，办公室换了地方，原来的老同事也走了不少。
她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说：“真变了。”
她晚年住在北京，偶尔会去中山公园散步。
有人曾在长椅上见到她，戴着一顶灰色帽子，看着湖水发呆。
有人认出她来，问：“您是曾副主席吗？”
她笑了笑，说：“我早就不是副主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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