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史论的盛行困局：心虚者的“否定式自信”狂欢

“西史辨伪”，听着像严谨的学术考据旗号，实则早已沦为伪史论者的话术工具。这群人从不需要翻看一手史料、核对考古实证，更不屑去了解西方文明数千年来的发展脉络与内在逻辑，只靠“一句话假的”“逻辑上行不通”，就能轻飘飘否定别人积淀千年的文明架构。这不是什么学术探讨，而是一场用“自说自话”逃避理性对话、用“低成本否定”转嫁认知焦虑的闹剧，更是民族自信建构错位结出的畸形果实。

伪史论的滋生，核心症结在于民族文明叙事的“悬浮感”与民众认知的“实感”脱节。我们的文化宣传常热衷于罗列历史高光：诸子百家的思想、四大发明的贡献、汉唐盛世的气象，这些固然是中华文明的珍贵遗产，但很多时候的传播却陷入了“自说自话”的困境——既未讲透这些文明成果对人类发展的独特价值，也回避了文明演进中曾有的停滞与短板；既缺乏对不同文明成果的平等对话视角，也没有提供理性辨析的认知工具。当民众通过更开放的渠道接触到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古希腊的哲学思辨、古埃及金字塔的工程奇迹，并对这些文明产生深入认知时，原本单薄的单向叙事便难以支撑起“文明优越”的认知期待。

此时，伪史论恰好提供了最便捷的“破局”方案，其核心话术陷阱，就在于颠倒举证责任，用“逻辑脑补”替代“实证考据”。正常的学术辨伪，遵循的是“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你说某段西方历史是伪造的，就得拿出对应的考古反证、文献漏洞、年代断层等实打实的证据。但伪史论者偏不按这个规矩来，他们先给西方文明贴上“造假”的标签，然后把举证的锅甩给对方——“你说金字塔是真的，那你把建造图纸拿出来啊”“你说亚里士多德著作是真的，那你证明他一个人能写几百万字啊”。这种流氓逻辑，本质是用“我质疑，你举证”的刁难，回避自己拿不出任何实证的尴尬；他们口中的“逻辑行不通”，也从来不是基于历史语境的严谨推演，而是用现代视角去苛责古代文明——就像用“没有起重机”否定金字塔的建造可能，用“没有印刷术”否定古籍的流传，全然无视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与文明传承的多种路径。

更讽刺的是，这种话术的盛行，恰恰与民族自信的宣传错位深度绑定。当我们的文化宣传一味空喊“历史辉煌”，却没能提供有深度、有说服力的文明叙事；当我们只强调自身文明的独特性，却没能教会民众用平视的眼光看待多元文明的差异与成就；当民众接触到西方文明的璀璨成果后，产生了“原来他们的历史也很精彩”的认知落差，而这种落差又无法通过理性对话得到疏导时，伪史论就成了最省力的“心理解药”。一句“西方文明都是假的”，瞬间就能抹平认知上的不平衡——不用承认别人的优势，不用反思自身的不足，只靠否定他人，就能轻松站上“文明高地”。

所谓“民族自信”，从来不是靠否定别人的文明撑起来的——恰恰相反，只有对自身文明心虚的人，才会攥着“造假”二字当救命稻草。真正的文明自信，是平视的底气：看见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会惊叹于人类早期书写智慧的共通；站在金字塔前，能承认古代工匠的工程奇迹；读着古希腊哲学，会思考不同文明对世界本源的探索路径。它不需要通过“别人的文明是假的”来佐证“我们的文明是真的”，因为自身的历史厚度、文化内核、发展脉络，本身就是最硬的证据。

而伪史论者的逻辑，恰恰是心虚的直白暴露。他们不敢直面多元文明的璀璨，不愿花费精力去考据、去理解、去对话，只能用“一句话否定”的廉价话术，把举证责任甩给对方。当一个人拼命强调“我们的文明最辉煌”，却又容不下任何其他文明的闪光时，这种“自信”早已变了味——它不是源于对自身文明的深刻认同，而是源于对“别人比我们好”的恐惧。

就像一个真正富有的人，不会靠贬低别人的财富来证明自己的身家；一个真正有底气的文明，也从不需要靠否定别人的历史来彰显自己的价值。越是急于用“否定”来标榜自信，越说明内心的贫瘠与不安。那些喊着“西方文明都是假的”的人，看似站在民族自信的高地，实则不过是躲在偏见的壳里，逃避着一场本该平等的文明对话。

伪史论的危害，远不止于历史认知的扭曲。它以“爱国”“复兴”为幌子，实则贩卖文化幻觉，背叛了中华文明“包容、实证、交融”的核心精神。它将复杂的文明对话简化为“非真即伪”的二元对立，用情绪替代理性，用偏见取代考证，最终会让一个民族失去正视自身、对话世界的能力。

真正的文明自信，应当是既能坦然承认其他文明的辉煌成就，也能清晰认知自身文明的独特价值与发展短板；既能在历史长河中找到骄傲的根基，也能在现实发展中积累前行的底气。文化自信从来不是宣传出来的，而是植根于对自身文明的深刻理解、对多元世界的理性认知。当我们的叙事不再回避差异、不再急于证明“优越”，当我们能以实证精神解读历史、以开放心态对话世界，伪史论自然会失去滋生的土壤——毕竟，真金从不怕放在阳光下，真正的文明自信，也从不需要通过否定他人来确立。当我们抱着文明宗主和文明优越时，看着韩国人争抢文明时，那么你又知道不知道别人也在看我们也像小丑一样在否定别人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