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钱大钧抓到陈赓却故意放走，副官不解，钱大钧：没人愿抓他

1933年，国民党高级将领钱大钧，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抓到了正在被国民党当局四处通缉的共产党重要将领陈赓。

按理说，这可是天大的功劳，足以让他加官进爵。可钱大钧非但没有抓人，反而还客客气气地把陈赓给放走了。

他身边的副官急得直跺脚，满脸困惑地问他为何要放虎归山。

危机四伏

1933年的上海，表面上是灯红酒绿、歌舞升平的“东方巴黎”，但在这浮华的表象之下，却是暗流涌动，杀机四伏。

国民党为了肃清心腹大患，在上海、南京等核心区域掀起了残酷的“白色恐怖”，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军统、中统的特务们如同猎犬一般，嗅探着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任何可疑的迹象都会引来雷霆一击。

时任红军师长的陈赓，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悄悄潜入了上海。他不是来执行什么秘密任务，而是因为在之前的鄂豫皖苏区作战中腿部负了重伤，急需到上海这个医疗条件更好的地方接受治疗。

对于一个被国民党高额悬赏通缉的“要犯”来说，这无疑是虎口拔牙，风险极高。

由于叛徒的出卖，陈赓在上海的藏身之处很快就暴露了。1933年3月的一天，大批特务包围了他所在的诊所，经过一番短暂的抵抗，陈赓不幸被捕。

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可以说是喜忧参半。喜的是抓到了一个心腹大患，忧的是这个陈赓身份实在太过特殊。

陈赓被捕后，被押送至南京，国民党内部许多人都想劝降这位骁将。毕竟，陈赓是黄埔军校一期的毕业生，天资聪颖，战功赫赫，是公认的军事奇才。

他还曾是蒋介石的救命恩人。

面对高官厚禄的引诱和严刑逼供的威胁，陈赓始终坚贞不屈，明确表示“蒋介石可以杀我，但休想改变我的信仰”。这让想拿他做“转化”典型的蒋介石大为头疼，一时间竟不知该如何处置。

就在国民党方面左右为难之际，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在周恩来的亲自指挥下，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营救行动。

他们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包括宋庆龄等爱国民主人士的出面斡旋，向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

最终，在多方力量的复杂作用下，陈赓奇迹般地从看守严密的牢狱中脱身。

陈赓自由了，但他还有下一个目标，就是穿越重重封锁线，前往位于江西的中央苏区。

狭路相逢

逃出生天的陈赓，一刻也不敢耽搁。在地下组织的安排下，他化装成一个南来北往的商人，登上了开往南方的火车。

他压低了帽檐，尽量让自己淹没在嘈杂的人群中，心中时刻保持着高度警惕。

火车缓缓启动，车轮与铁轨的撞击声规律而沉闷，陈赓的心也随着这节奏时而紧张，时而稍缓。

然而，命运似乎总爱开一些惊心动魄的玩笑。就在火车行至徐州站附近时 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了陈赓的视野里。那人身着笔挺的国民党将官服，在一群副官和卫兵的簇拥下，正从站台走过。

陈赓的心猛地一沉，他认出来了，那人正是钱大钧，他当年的黄埔教官，如今蒋介石身边的红人，“八大金刚”之一。

此时的钱大钧，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的要职，正要去前线督战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 。

而陈赓此行的目的地，恰恰就是苏区。一个是奉命“剿共”的国军上将，一个是急于归队的红军师长，两人在这趟列车上相遇，简直就是现实版的“狭路相逢”。

陈赓下意识地想躲避，他把头埋得更低，希望对方没有注意到自己 。但钱大钧的目光何其锐利，他在黄埔军校时就对陈赓这个得意门生印象深刻。

尽管陈赓一身商人打扮，但那独特的气质和身形，还是一眼就被他认了出来。

空气仿佛凝固了。钱大钧的副官也顺着长官的目光看到了那个“形迹可疑”的商人，手已经下意识地摸向了腰间的枪套。

在副官看来，这简直是送上门来的功劳，只要长官一声令下，他们就能立即拿下这个通缉犯。

可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却让副官和周围的卫兵都大跌眼镜。钱大钧非但没有下令抓人，反而面带微笑，径直朝陈赓走去。

他没有声张，只是让副官客气地把陈赓“请”到了自己乘坐的豪华包厢里叙旧。

包厢内，气氛微妙而紧张。钱大钧悠闲地泡着茶，像是招待一位多年未见的老友，与陈赓聊起了黄埔军校的往事。

他问陈赓：“最近做什么呢？”陈赓则含糊地回答：“什么都没干，正想出去找份工作呢。”。两人一问一答，话语间充满了试探与默契，谁都没有点破那层窗户纸。这场看似平淡的闲聊，实则是一场高手过招的心理战。

门外的副官越听越糊涂，长官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他不知道，他的长官正在做一个足以影响自己乃至时局的重大决定。

黄埔情深

要理解钱大钧的异常举动，我们必须先把时钟拨回到近十年前的广州黄埔岛。

1924年，在孙中山先生的倡导下，黄埔军校正式成立。这所旨在为国民革命培养军事骨干的学校，汇聚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一批热血青年。

而钱大钧，正是黄埔军校最早的一批教官之一，负责教授兵器学等课程 。他治学严谨，深受学员们的尊敬。

在众多学员中，来自湖南湘乡的陈赓，无疑是最耀眼的新星之一。他聪明、机智、性格活泼，军事才能出众，很快就脱颖而出，与蒋先云、贺衷寒并称为“黄埔三杰”。

作为教官的钱大钧，自然对这位才华横溢的学生青睐有加，时常在课后与他交流，对他寄予厚望。

可以说，在那个革命热情高涨的年代，钱大钧和陈赓之间，建立起了非常深厚的师生情谊。

黄埔军校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仅仅是一所军事院校，更是一个巨大的政治熔炉。在国共第一次合作的背景下，军校师生中有国民党员，也有共产党员。他们虽然信仰不同，但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共同目标下，并肩作战，结下了生死情谊。

当然，不仅仅是师生情谊。

没人愿抓陈赓

陈赓这个名字，对于国民党，尤其是对于蒋介石和黄埔系将领来说，实在太特殊了。他就像一个“烫手山芋”，谁碰了都可能引火烧身……

1925年，国民革命军进行第二次东征，讨伐军阀陈炯明。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亲临前线指挥，却在华阳战役中遭遇惨败，部队被冲散，陷入叛军重围。

危急关头，蒋介石一度心灰意冷，想要拔枪自尽，以“成仁”了事。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时任蒋介石卫士连连长的陈赓，不顾个人安危，硬是连拖带背，将蒋介石从乱军之中救了出来，一路奔波数十里，最终才脱离险境。

可以说，没有陈赓，就没有后来的蒋介石。这份天大的恩情，蒋介石嘴上不说，心里却一直记着。这也是为什么陈赓被捕后，蒋介石迟迟没有下令处决他，反而亲自去探望，希望能劝降他。

对于钱大钧这样深得蒋介石信任的心腹来说，他非常清楚委员长对陈赓的复杂情感。如果自己贸然抓了陈赓，甚至将其就地正法，表面上是立功，实际上却可能触碰了蒋介石内心最敏感的地带。

万一蒋介石哪天念起旧情，怪罪下来，自己岂不是自讨苦吃？所以，动陈赓，就是“自找个烫手山芋”。

其次，陈赓在黄埔系中的人脉和声望，也是一个让所有国民党将领都感到棘手的因素。

作为“黄埔三杰”之一，陈赓在军校时人缘极好，与许多同学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后来，这些同学大多成了国民党军队中的中高层军官，遍布各个派系。

如果钱大钧抓了陈赓，必然会引起黄埔系内部巨大的舆论反弹，得罪一大批手握兵权的同僚。这在派系林立、人际关系错综复杂的国民党内部，无疑是政治上的自杀行为。

临别赠金与一句叮嘱

在确认陈赓即将下车后，他叫来副官，取出了三百块大洋，塞到陈赓手里，说：“路上盘缠，切莫推辞。此去前途多艰，好自为之。”

这三百块大洋，在当时可不是一笔小数目，足以解一个人的燃眉之急。

赠送金钱，也是钱大钧在主动“示好”。这不仅彻底打消了陈赓的疑虑，让他能安全离开，更是一份“人情”。

在中国的社会文化里，“人情”是一种无形的资产。钱大钧深知，今天他放陈赓一马，还赠予钱财，这份恩情，陈赓一定会记在心里。

国共两党未来的走向谁也说不准，今天的敌人，或许就是明天的朋友。为自己留一条后路，多一个朋友，总比多一个死敌要好。这是一种极具远见的政治投资。

他们曾是同一个战壕里的师生，如今却因信仰不同而分道扬镳，未来还要在战场上兵戎相见。

事实证明，钱大钧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他放走陈赓这件事，并没有给他的仕途带来任何负面影响，蒋介石也从未因此事而责备过他。

他依旧稳坐高位，深得信任。而他和陈赓，在此次一别之后，果然再也没有见过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