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雪被卷入流氓案多年后，男方辩护律师为她正名：毫无事实根据

1986年11月的上海黄浦区人民法院档案室，一份盖着“已结”红章的案卷被悄悄调出复印。律师沈德峰需要那封申诉信，同事递过薄薄几页，他扫了一眼，心里咯噔一下：当事人竟然是两年前风靡全国的银幕明星龚雪。

将镜头往前拨回到1953年，龚雪出生于上海一个颇有文化气息的家庭。父亲画海报，母亲搞摄影，家里常年弥漫颜料味和胶片味。从那时起，小姑娘对电影舞台有了朦胧好奇。

1970年，17岁的她跟随知青大潮去了江西余干。白天插秧、挑粪，晚上跟着宣传队唱《映山红》。蚂蟥从裤脚钻进，她咬牙也没吭声。那股倔劲，后来在军艺台口考核时救了她一命——台上摔倒，立刻又站起，评委直接给了通过。

1973年调入北京总政话剧团，她第一次穿上绿呢军装，对着镜头敬礼。有人说那张照片把她推向银幕，更恰当的说法是“文革后电影业正缺新人，一双能吃苦的肩膀恰好被看见”。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1979年。大年初一，团里去南疆慰问演出，她下楼骑车拐弯摔折手腕，被迫留在上海打石膏。也正因这场意外，长影厂导演王君发现了她——《祭红》女主角需要一张“清冷中透着刚性”的脸，龚雪合适得不能再合适。影片上映，她成了上海滩茶楼里被频繁讨论的名字。

两年内，《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顽主》连轴转，一票难求，海报贴满影院外墙。然而热度越高，流言越多。1984年春，几名社会闲散人员因“聚众猥亵”被捕，不知谁先开的口，案宗出现“龚雪在场”字样，流言疯传——明星卷入流氓案，消息一度压过奥运会男篮外战告捷。

信息不对称的年代，明星没有微博澄清，报纸也拿不出版面反驳。龚雪正在国外参加电影节，回国后才发现自己“身陷案中”。最扎心的一幕出现在剧组化妆间：一位不熟的剧务小声嘀咕，“听说她夜里和那帮人喝酒才出事”。空气瞬间冷得像上海冬天的海风。

同年夏天，美国德州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张迅利用假期回国。他是少有的理工科公费博士，性格憨直。第一次见面地点在上影厂门口报刊亭，张迅递给龚雪一本《科学美国人》。闲聊几句，两人顿生好感，往后靠国际邮筒传情。信中，他提到“流氓案”只字不提，反而劝她“别让谣言绑住脚步”。这种笃定，比任何豪言都管用。

1985年案子开庭。沈德峰受命为被告胡某、陈某辩护，在庭上提出到案的“龚雪在场”系胡某口头炫耀，警方并未采信，侦查阶段就已剔除。判决书上没有她名字，却没人关注。庭后，沈德峰给上海电影家协会写信：“社会谣言纯属子虚乌有，请尽快澄清。”信石沉大海。

龚雪本人选择沉默，她只想完成剩下两部片子，然后与张迅把婚礼办了。1986年10月19日，二人在南京西路一座小礼堂登记，现场只有双方父母、三位老同事。婚礼结束当晚，他们搭机赴美。有人感慨：这算不算“被舆论逼走”？

进入九十年代，中国观众偶尔还能在录像厅里看到龚雪早年的胶片，却再也没见过她的新作。几份八卦小报仍断断续续提及那桩“流氓案”，越写越离谱，甚至出现“境外涉毒”荒唐说法。

1994年，上海市高院档案数字化，沈德峰确认卷宗即将上网公开，他终于松了口气：“总有人看见真相。”他把那封八年前的辩护函寄去加州，信很短：“谣言终将终结。”龚雪回了六个字：“谢谢，已看淡了。”

时间来到2008年，北京奥运闭幕仪式后第三天，龚雪与张迅搭乘东航班机抵达浦东。她在入境通道被一位中年海关人员认出，对方激动却克制，“龚老师，欢迎回家”。短短一句，比所有辟谣都更有力量。

次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举办“改革开放三十年影人回顾”。主持人提到那段旧事，她轻轻摆手：“案卷里写得清楚——毫无事实根据。”现场掌声持续了整整半分钟，灯光打在她脸上，依旧清朗。

若把这场风波当成测温计，可以发现八十年代的舆论生态冷暖分明：没有社交网络，谣言靠口口相传；律师函既不公开，也没人解读。正因为如此，龚雪的三年沉默几乎是唯一选择。遗憾的是，她的消失也带走了一条颇具潜力的银幕道路。

不过，生活从来不仅是电影。在美国的二十多年里，龚雪随张迅转战硅谷、休斯敦，兼任大学中文戏剧社指导。她偶尔讲起国内的“流氓案”时笑言：“全当交学费。”听者或许觉得轻描淡写，而背后耗费的心力外人并不懂。

29年过去，公安部档案局正式回复媒体查询：当年聚众案与龚雪无关，相关谣言最早来源于犯罪嫌疑人虚假口供。至此，谜底落定。律师沈德峰已退休，他予人唯一评价：“迟来的道歉价值依然不菲。”

龚雪现居上海，淡出公众视野，偶尔受邀参加老兵联谊为退伍文艺兵授课。有人问她若时光倒流，是否还会选择离开银幕？她沉吟几秒，答得干脆：“会，但不是被逼走，而是主动转身。”

不得不说，风波终结不靠情怀，而靠事实。严谨的程序正义虽慢，却不缺席；江湖传言再响，也敌不过一纸正式档案。这或许才是龚雪故事的真正余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