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乌克兰母亲：儿子被带去打仗，国家还给我一具遗体，没有真相

乌克兰没有关于士兵自杀身亡人数的官方数据

卡捷琳娜一谈起她的儿子奥列斯特就止不住眼泪。当她解释自己是如何得知儿子于2023年在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前线阵亡的消息时，她的声音因愤怒而颤抖。

根据军方的官方调查，他死于“自伤”，这是卡捷琳娜难以相信的。

由于乌克兰社会对自杀和心理健康的污名化，卡捷琳娜要求不透露她和她已故儿子的真实姓名。

奥列斯特是个安静的25岁青年，热爱书籍并梦想从事学术生涯。他的母亲说，由于视力不佳，战争初期他本不适合服役。

但在2023年，一支征兵巡逻队在街上拦住了他。他的视力被重新评估，并被认定适合作战。不久之后，他被作为通信专家派往前线。

顿涅茨克地区恰西夫亚尔附近前线的乌克兰军队

当乌克兰举国哀悼自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以来牺牲的超过45000名士兵时，一场更寂静的悲剧在阴影中上演。

目前没有关于士兵自杀的官方统计数据。官员们将其描述为孤立事件。人权倡导者和遇难者家属认为，自杀人数可能已达数百。

“奥列斯特是被抓去的，不是被征召的，”卡捷琳娜苦涩地说。

当地征兵中心向媒体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称视力受损使奥列斯特在战时“部分适合”服役。

卡捷琳娜回忆说，一旦被部署到顿涅茨克地区的恰西夫亚尔附近，奥列斯特就变得越来越孤僻和抑郁。

她仍然每天给儿子写信——已经写了650封，并且还在继续——她的悲痛因乌克兰将自杀归类为非战斗损失而加剧。自杀者的家庭得不到任何补偿、军事荣誉或公众认可。

“在乌克兰，我们仿佛被分成了两类，”卡捷琳娜说。“一些人死得其所，另一些人则死得‘不对’。”

“国家带走了我的儿子，送他去打仗，然后还给我一具装在袋子里的遗体。就这样。没有帮助，没有真相，什么都没有。”

在利沃夫为一名阵亡士兵举行的有军事荣誉的葬礼

对于来自基辅的玛丽亚娜来说，故事惊人地相似。她也希望隐瞒自己和已故丈夫的身份。

她的丈夫阿纳托利于2022年自愿参战。由于缺乏军事经验，他最初遭到拒绝，但她带着淡淡的微笑说：“他不断去申请，直到他们接受了他。”

阿纳托利被部署在巴赫穆特附近担任机枪手，那是这场战争中最血腥的战役之一。

“他说，一次任务后，大约有50人阵亡，”玛丽安娜回忆道。“他回来时变了样；沉默寡言；疏离冷漠。”

阿纳托利失去部分手臂后被送往医院。一天晚上，与妻子通完电话后，他在医院院子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战争击垮了他，”她含泪说道。“他无法承受所目睹的一切。”

由于阿纳托利死于自杀，官方拒绝为他举行军人葬礼。

“当他站在前线时，他是有价值的。但现在他就不是英雄了吗？”

玛丽安娜感到被背叛：“国家把我抛弃在路边。我把丈夫交给了他们，他们却让我一无所有地独自面对。”

她还感受到其他遗孀的歧视。

玛丽安娜的丈夫未能获得正式葬礼，她感到被背叛

她唯一的支持来源是一个由与她境遇相似的女性组成的在线社群——那些自杀士兵的遗孀。

她们希望政府修改法律，使她们这些丧亲家庭能获得同等的权利和认可。

我们在利沃夫遇到的维多利亚，至今仍因害怕谴责而不敢公开谈论丈夫的死亡。

她的丈夫安德烈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但坚持参军。他成为侦察部队的驾驶员，亲历了一些最激烈的战斗，包括赫尔松的解放行动。

2023年6月，维多利亚接到电话，告知她安德烈已自杀身亡。

“感觉就像世界崩塌了，”她说。

他的遗体在十天后运抵，但她被告知不能瞻仰遗容。

现在她正努力推动案件重审：“我为他的名誉而战。他再也无法为自己辩护了。我的战争尚未结束。”

奥克萨娜·博尔昆运营着一个军人遗孀支持社群。

她的组织目前涵盖了约200个因自杀而破碎的家庭。

许多家庭对官方的死亡解释表示怀疑。“有些案件被草草了结，”她补充道。“一些母亲打开棺材，发现遗体布满瘀伤。”

随军牧师博里斯·库托维神父表示，自全面入侵开始以来，他所在部队已发生至少三起自杀事件。但在他看来，哪怕一起也太多了。

“每一起自杀都意味着我们在某些方面失职了。”

他认为，与职业军人不同，许多应征入伍的士兵在心理上尤为脆弱。

奥克萨娜和博里斯神父都认为，自杀身亡者应被视为英雄。

乌克兰退伍军人权利专员奥尔哈·列舍季洛娃希望改革现行制度

乌克兰退伍军人权利专员奥尔哈·列舍季洛娃表示，她每月收到多达四起军人自杀的报告，并承认当前措施不足：“他们经历过地狱。即使最坚强的意志也可能崩溃。”

她说，她的办公室正在推动系统性改革，但建立完善的军事心理部门可能需要数年时间。

“家属有权知道真相，”她说，“他们不信任调查人员。在某些情况下，自杀可能掩盖谋杀事实。”

关于是否将这些士兵尊为军事英雄，她更倾向于展望未来。

“这些人曾是你们的邻居、同事，”列舍季洛娃说，“他们走过地狱。我们给予的欢迎越温暖，悲剧就会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