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2年10月，北京西城的灵境胡同10号清晨尚带寒气，一阵急促的长途电话声把陈赓从图纸堆里叫了出来。线路那头，刚奉命到上海调研的赵子立简单汇报后，抛下一句：“教授们点名要见院长。”电话随即中断。陈赓怔了几秒，合上手里的人员名单，自言自语：“看来，还得继续做功课。”
二十多天前，筹建中的军事工程学院刚刚从西南军区二高步校抽走第一批骨干，校舍却仍是一块空地，最要紧的师资更像一张没着落的空白纸。中央给了权限，却没给“尚方宝剑”，每拉一位专家，都要与高校、地方机关反复沟通。陈赓清楚，拽硬弓不行，得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10月底，周恩来在怀仁堂见完民主人士正往休息室走，被陈赓“截胡”。他把一张花名册递过去，低声说：“总理，麻烦在上面批个字。”周恩来略皱眉头：“一定现在？”陈赓笑：“过了这村就没这店。”总理无奈批了“同意”，十几位教授的去向就此敲定。就连在场的工作人员都说，“陈院长这招，够狠，也够快。”
然而名单上空着的那一格——卢庆骏，始终填不进去。这位四十出头的应用数学专家，是苏步青的得意门生。苏教授刚从浙江大学调入复旦，对弟子寄望甚深，不愿放行。11月上旬，黄景文带着调令抵沪，被复旦党委接待室 politely 拦下。“人可以谈，时间不能定。”一句话寒了他的大半截心。
复旦拖而不决，华东教育部也犯难。12月初，上海市长陈毅在市政会议间隙接到一封“诉状”——几位教授联名指称军事工程学院“乱挖人才”。陈毅当晚就拨通哈尔滨：“我的陈院长啊，有人告状了，你得想个法子解释解释。”陈赓端着话筒，只答了三个字：“立刻办。”
他没有亲自南下，而是派徐立行赶赴上海。徐出身沪上书香门第，言行谦和，见面第一句就向苏步青递上学院办学计划、课程设置以及对高等数学研究的需求。苏步青翻了翻资料，又询问实验室经费、学术自由等细节，末了轻叹一声：“若真是国家急需，我这个当师长的，难拦学生报国。”算是松了口。
1953年3月12日清晨，松花江畔还堆着残雪，卢庆骏拎着一个旧皮箱走进哈军工大门。迎接他的不是礼炮，而是一堆等待编审的教材初稿。卢教授看了看封面，直言：“公式推导过于简略，得重写。”接着就卷起袖子投入工作。短短一年，他主持完成了《高等应用数学》教材初稿，为学院一、二年级的教学打下底子。
同年夏天，钱学森到哈尔滨考察，问起科研支撑能否跟上导弹工程。陈赓指了指卢庆骏：“数学底子要先打实。”钱点头：“这位教授，可得好好用。”不久后，卢庆骏又被抽调进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牵头解决弹道计算中的非线性微分方程组问题，节约了大量试射费用。
陈赓后来回忆那段日子，说得最多的是一句话：“请人，要先尊重人。”他不止一次在电话里向兄弟院校陪不是；谈判桌旁，他总把调令压在最底层，先摆学校蓝图、教授待遇，再谈组织关系。正是这种“先放低身段”的做法，让一批批专家愿意离开繁华城市，北上冰封的松花江。
1954年底，军事工程学院首届毕业生走出校门，其中不少人成为我国航天、核潜艇和雷达事业的中坚。很多人都记得开学典礼上陈赓的那句话：“今天在校门口排队的学生，十年后要坐在自己设计的发动机旁边。”这句豪言不算夸张，实战成绩已经给出了答案。
至于那场“状告风波”，后来在教育口内部被当成案例反复提起：调动专家，既要讲流程，也要讲尊敬。苏步青和卢庆骏在复旦、在哈军工、在五院都留下了学术印记，而陈赓、陈毅的一次电话往来，则为这座新生的军事高等学府扫清了最后一道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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