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议史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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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岁,拖个箱子走进车站,先把面具戴好,动作一点都不慌,紧跟着四枚烟雾弹砸出去,人群乱成一团,他却慢悠悠从烟雾里钻出来换地方继续动手。
等全台媒体反应过来,这个被写成通缉犯的年轻人,已经从诚品南西店六楼跳下去,用最极端的方式给这次案件画上句号。
岛内这几年被民进党当局吹得最凶的,是台军的所谓战力,是动不动就挂在嘴边的以武拒统。结果真到新闻里经常出现的台军身影,不是在战场,也不在演习,而是在一个被写成逃兵的普通青年身上。

过程竟然冷静得异常
19日傍晚,大约17点30分左右,台北下班高峰刚刚开始。台北车站人一多,任何骚动都会被放大。
这个27岁的男子拖着拉杆箱现身车站,没人觉得奇怪,因为这种画面再日常不过。真正让气氛变味的,是他先把专业级防毒面具戴在脸上,然后从箱子里摸出烟雾弹,一颗接一颗扔进人群。
公开报道里说的是四枚,很密集地扔出去,白烟铺开,人群条件反射地乱跑。
正常人遇到混乱,会本能躲开,他却借着烟雾掩护,从容朝出口移动。与此同时,箱子里那把长约30厘米的砍刀也已经准备好,车站里当场就有两个人被砍伤。
注意时间差不长,从扔烟雾弹、戴面具、挥刀伤人、撤出车站这一整套动作,没有明显失控迹象,更像执行一场自己预先排练过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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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车站只是开始。离开车站后,他往捷运中山站方向移动,沿途继续砍人并投掷烟雾弹。路线并不复杂,关键在持续性。
不是一脚踏空瞬间情绪爆炸砍一刀,而是在不同点位重复同样的动作,把恐慌一路往前推。街区的人流和环境,对他来说更像道具。
最终,他闯进诚品南西店商场,在里面躲藏。诚品这类商场,一向被当成文青地标,书店、咖啡、打卡拍照,平日跟暴力风马牛不相及。
警方围堵到位后,他退无可退,选择从六楼往下跳,当场身亡。到这一步,整起案件的直接损失已经摆在台面:截至第二天北京时间20日上午9点,死亡4人,包括嫌疑人本人,受伤5人,其中部分伤者情况危急。

回过头看,从台北车站到诚品南西店,全程有几个细节值得咂摸。第一,装备明显不是街边随手买两样凑数,而是提前思考过的组合:可以制造混乱的烟雾弹,可以近距离造成重伤的砍刀,还有能在烟雾里正常行动的防毒面具。
这不是随手拎起一根棍子冲出门,是认认真真为这场事件做了准备。
第二,他全程并没有传统印象里那种“歇斯底里”,更像是某种决绝之后的机械执行,用早就想好的方式把愤怒甩到陌生人身上。
很多岛内评论只停在这一层,简单扣上三个字:报复社会。但只用这三个字把事盖过去,很省事,也很偷懒。
但事情走到这一步,背后那条让人从普通公民,变成法律意义上的通缉犯,再一步走成街头屠夫的路,显然不是凭空长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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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兵役通知到缺席判决
案件曝光后,台北市长蒋万安给出了一个关键信息:这名嫌犯早就被桃园地检署以妨害兵役罪通缉,用白话说,就是被当成逃兵告到法院,直接挂上通缉犯身份。
表面看,这是再正常不过的流程,适龄男子不去服兵役,被告上法庭依法处理,逻辑严丝合缝。问题出在过程和细节。
台湾实行义务兵役制度,适龄男青年都要服役,这点众所周知。嫌犯本身也属于这类对象。但这几年台湾年轻人流动性很大,读书、打工、搬家很常见。
问题恰恰出现在这里:他的户籍地址没有及时迁移,现实居住地已发生变化。台军在发兵役通知时,只按照户籍地址寄信,没人签收,就按未到案处理。
接下来,兵役单位把他列为疑似逃兵,启动司法程序,把案件移送到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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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这边的操作也不算特殊。法庭两次排定开庭时间,按流程给他寄出出庭通知,地址还是那条熟悉的户籍信息。
信照寄,人照样收不到。结果就是法院连续两次叫人当面说明情况,都叫空。程序走到这,司法系统从案卷上看到的是:通知发了,人不来,该告知的都告知了。
最后干脆用缺席审判的方式,直接认定他妨害兵役罪名成立,再依据判决发出通缉。
站在案卷外面看,这是一条标准的行政加司法流水线。站在当事人角度,就完全变了味。一头是军队和法院署名印章盖得很勤,一头是现实中的人连一句解释的机会都没有。
等到他发现问题的时候,社会对他已经多了两个标签:通缉犯,逃兵。这种落差,不是几句抱歉能抹掉的。
更尴尬的是,这种做法,在岛内并不是独一份。送达制度大量依赖户籍地址,很多人早就住在另一个地方,联系方式停留在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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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台军来说,只要程序做完,就可以说“已经依法通知”。可对普通人来说,连发生了什么都摸不着头脑。用更直白的话说,就是被当成对象处理,而不是当成活人沟通。
嫌犯的心理状态,外界没有完整档案,但从台媒的梳理大致能看出来一条线:原本就是普通适龄男青年,突然发现自己多了逃兵罪的身份,整个人直接炸裂。
想解释,没人听;想翻案,没有渠道。长期被挂在通缉名单上,日常生活和心理压力都会被放大,稍微遇到一点挫折,心态更容易彻底崩掉。
这时再看所谓的动机——被台军和民进党当局欺凌——就不显得那么夸张。
很多岛内网友的评论,刚开始是骂嫌犯残忍,骂台当局无能,骂兵役单位机械。骂到后来,有人说了一句挺扎心的话:杀人当然错,可通缉公告之外,他活着的时候到底找过谁?有没有任何一个部门认真看过这个人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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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句,其实就戳到问题根子上了。
如果每一个看似合理的步骤,都建立在“只管送达,不管对方实际是否收到”这种逻辑上,那日后出事一点都不奇怪。
兵役问题本来就敏感,牵涉年轻人的人生安排,结果竟然靠缺席判决、按逃兵处理来收尾。台军看起来在严抓兵役,实际上在用最低成本的方式,把复杂问题打包丢给司法系统,最后用通缉公告把责任锁死在个人身上。
更滑稽的是,这套操作,放在民进党当局这些年的对外话术里,几乎是自我打脸。
口口声声强调台湾要有足够兵源,强调青年要承担保卫台湾的责任,可真正轮到具体年轻人时,连最起码的沟通和解释都吝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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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上喊国防,手底下搞的是“抓不到,就当逃兵办”的懒政。被这样对待的年轻人,信任感能有多少,心态走偏也就不难理解。
台军战力吹不完,兵役乱象收不住
这起案件一出,岛内舆论很快把矛头指向了民进党当局和台军。骂点并不复杂:平时讲战力、讲联合作战、讲军购,画了一个宏大的安全,现在却拿出这么一套对待普通兵役对象的粗糙玩法。
台军战斗力到底用在了哪里,从这个案子就能看个大概。
这几年民进党当局拼命向美国买武器,各类军购项目一波接一波,对外宣称要构建“吓阻能力”。战机、导弹、雷达系统在宣传片里轮番亮相,看上去台军只差临门一脚,就能化身区域强军。但真正能不能打仗,先看的是兵源管理和组织能力,而不是买了多少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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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最简单的问题:连本地适龄男青年都管不好,能指望上战场打什么高强度作战?兵役系统连通知、沟通、解释义务都懒得做好,出现争议就按逃兵往法院一丢,这是实打实的管理溃败。
不只是效率低,而是缺乏基本的尊重。士气从哪来?认同感又从哪来?
再往下看台军内部,和兵役制度相关的争议,一直没断过。训练事故、伙食问题、营区霸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跃上岛内新闻版面。
很多年轻人对服役最大的担心,不是怕训练太累,而是怕碰上体制里的冷暴力,怕被当成单位里的软柿子被捏。
嫌犯被扣上逃兵帽子,背后透出来的正是这种氛围:军方宁可把他当麻烦丢给司法,也不愿意多花功夫,查清这个人现在到底在哪,为什么没按时报到,他的实际情况能不能通过正常沟通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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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第一时间会问,既然问题这么明显,为什么没人及时修补?原因其实不难理解。对民进党当局来说,最有收益的是军购,是展示和美国站在一起的画面,是在各种场合高调喊出以武拒统。
这些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对内约束又不大。而像兵役管理这种扎扎实实的基础工作,既不容易出政绩,又常常要得罪人,还会暴露系统积累的问题,自然没人抢着接。
结果就是,台军的战力在口号里越喊越高,基层的真实状况却越来越尴尬。街头这起极端事件,给这种错位狠狠打了一个耳光。
对民进党当局来说,再多军购合同、再硬的表态,也挡不住一个事实:连一个适龄男青年的兵役纠纷都处理得乱七八糟,让人从法定义务对象变成仇视社会的极端暴力实施者。这不是偶然,而是长期积累下来的失控。
参考资料:#台北车站袭击案已致4死 57岁男子挺身阻止身亡 蒋万安:致以最高的敬意!太太悲恸:他一直很有正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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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小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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