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年，周恩来宣布对卢绪章的组织决定，卢大哭：这日子我真过够了

1948年初夏，香港皇后大道的海风裹着咸味扑面而来。卢绪章站在三楼阳台，望着新招牌“广大华行香港办事处”，心口像压了一块石头。再过几小时，他就要动身赴北平，向华北局递交最后一份经费清单。谁都看得出，他的神情并不轻松。

倒带到十三年前的上海。1935年的外滩爵士乐声里，没人会把那个穿厚呢大衣、拎公文包的年轻老板与革命联系在一起。白天，他是给洋行经理递名片的“卢老板”；夜里，灯光一暗，他钻进租界弄堂的小房间，翻开装在保险柜里的密码账本：洋文缩写、化名、汇票流水，一笔一笔都是地下党的血脉。

1937年卢绪章接触到杨浩庐，第一次听到“隐蔽精干”四个字。他嘴上没吭声，手心却冒汗。第二天，他把公司账务全部重编，用一种类似货代编号的方式藏起真正的资金动向。从那刻起，光鲜的西药商行变成一座暗中输血的“地下银行”。

外人都说他精明，其实那几年他提心吊胆。孙科的秘书来拿药，他得陪笑；特务盯上仓库，他得送几箱洋酒过去打点。试想一下，一个宁波小商贩的儿子，突然要在刀尖跳舞——稍有失手，不仅公司完了，连给新四军筹的美元也会灰飞烟灭。

1940年盛夏，卢绪章随刘晓赴重庆见周恩来。楼梯狭长，他的皮鞋底不停打滑。推门那刻，周恩来的微笑像一盏灯。简单寒暄后，周恩来叮嘱：“做资本家得有样子，但底线不能破。”随后又补了一句，“今后联系，只走单线。”一句“单线”，把他彻底钉在地下战线。

回到重庆，他把家里电话拆了。夫人一气之下回了上海，留下两句话：“你到底在干啥？”他只能沉默。那是保密纪律，连枕边人也不能破例。

抗战胜利的钟声在1945年8月敲响，许多人松了口气，卢绪章却更难过。上海伪装之网还要继续，他想去延安的心思日夜翻滚。10月初，他特地赶赴重庆汇报。周恩来听完，轻轻放下茶杯，说：“组织决定，你随广大华行回沪，身份不变。”

话音刚落，卢绪章眼眶通红，失声：“当假资本家比杀了我还苦！这日子我真过够了！”短短一句，把多年郁结全抖了出来。周恩来没有当场劝，只递过一条手帕，让他自己平静。几分钟后，周恩来才慢声道：“我们都在黑夜里摸索，谁也不好过。坚持住，就快亮了。”

离开重庆那晚，他坐在江边，燃起一支烟，风一吹，火星忽明忽暗。他知道哭完得接着干，资金还得源源不断送往敌后，运输线也要延续到华东。就这样，他把半条命留在了上海滩烟雾与爵士鼓点中。

1947年冬，国民党在上海查封“可疑商号”，广大华行库房被贴上封条。卢绪章当众拍案，大声骂税警稽征处，硬把搜查往商业纠纷上拉，才给自己争取到撤离窗口。那一夜，七辆卡车趁雨声驶向吴淞口，装的不是药材，而是数百箱划成“医疗慈善物资”的文件和银圆。

局势愈发紧张，组织要求迅速撤出。1948年6月，他带核心骨干转至香港。落脚第一周，他披着“贸易代表”壳子跑了十几趟银行，换汇、洗票、分流，全程未露一点破绽。外人以为他是躲避战火，谁知道账面里那几百万美元按钮一样，直接点燃了解放军后勤的油箱。

同年冬，刘少奇通过中转电报发来一句问候：“橡树行动顺利，辛苦。”卢绪章心头却咯噔——代号“橡树”乃最高机密，能在电报里出现，说明他这条线即将收束。果不其然，一纸调令随后送到香港：结束资本家身份，赴北平筹建对外贸易机构。

飞机在北平西郊落地时，腊月寒风刺骨。他脱掉黑呢大衣，换上灰布棉袍，口袋里装着一张详尽的国际供货商名单。建国在即，国家要同世界做生意，这些名单就是敲门砖。

1950年1月，中国进出口公司挂牌，卢绪章被任命为首任经理。办公室很小，墙皮斑驳，他却笑得畅快：终于不用隐藏了。短短两年，公司与印度、斯里兰卡、缅甸先后签下大宗合同，突破了西方禁运缝隙。美国记者讽刺“红色商人”，他回以一句冷笑：“真正的资本，向来听命于人民而非枪炮。”

同僚们后来才发现，这位昔日大老板坐公共汽车上下班，只有一只旧皮箱，里面除了文件，就是一本被翻得破损的《资本论》英文版。有人问他为什么舍不得换箱子，他淡淡地说：“当年重庆见周副主席，也拎的它，算是提醒自己。”

多年机密工作磨炼了他的处事风格：外圆内方，雷厉风行。担任国家旅游总局首任局长时，他提出“外汇饭店赚洋钱，咱拿来修铁路、开工厂”，思路直接，为当时外汇吃紧的局面撕开一道口子。

晚年，他偶尔会和老战友聊天。有意思的是，一提起“资本家”三个字，他仍习惯性皱眉——那些夜里，对着账本计算汇率、听窗外特务脚步声的感觉，刻在骨头里，恐怕再也抹不掉。

1965年一次内部座谈会，有人请他谈体会，他只是摆摆手：“没啥可说的，组织让我当什么就当什么。只是别再让我假装资本家，那活儿真折寿。”众人一笑，气氛顿时轻松，但谁都知道，他并非玩笑。

卢绪章的纸质档案里，关于1937—1948年的记录只有寥寥数页，大多是代号与数字。正因为如此，他的故事远不止财务传奇，更是一部隐蔽战的活教材。仔细端详那几行字，人们可以看到一个商号如何化身暗线，也能明白为何在1945年的重庆小楼里，他会失声痛哭。那不是矫情，而是战士在黎明前最真实的嘶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