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人口观：明朝处死汪直的底层逻辑

杭州城头风大，斩首那天，围观的人挤到石板路都拧了个弯。有人低声嘀咕：“这位五峰爷，在海上说句话跟官府差不多响亮。”兵器落下，喧哗散去，河道里还漂着船，酒肆里有人骂娘，也有人闷着头不说话。

沿海的人其实很清楚，汪直不是没想回头。他在舟山扎了营，给地方官递话，愿意纳款、愿意受招安，只求给个“互市”的名分，把沥港开出来，船来船往，按章缴税。那边的地方官也不是不懂事，浙江地狭人多，田没多少，靠海吃饭是基本盘。船到港，瓷器、绸缎、茶叶往外走，海外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掏银子不手软，卖价翻上一倍都常见，官府还能省一大笔剿寇军饷。

嘉靖年间倭警不断，沿海军费像往海里倒水。账本翻来覆去都是亏空，谁不想来点“以寇制寇”的奇招，省钱还见效。总督胡宗宪看得明白，屡次给朝里报，说人家有归顺意，能用。不等批复，传来的却是“速进兵、立剿灭”的火急文书。到了最后，汪直还在配合围剿真海盗，照样铐到杭州，刀下见血。

钱不是不能赚，危险也不是不能化，偏偏掐断。朝里盯的不是银子，是“人”。这朝代的根子是农本，本子往下压的，是“人丁在哪儿、地在谁手里”。州县的官，三年一考，平日里按月填报，户口、田亩、差徭，全都要对得上“黄册”这本账。人口是升迁的命门，跑了人就是政绩污点，谁敢开口说让人下海？

海上那点甜头，十里八乡都摸到。海风能吹出银子来，这话不虚。地里刨食的失地农，见着船队回港，见着伙计背回家的一对银镯，脑子就活了。地方志里写得直白，“争相送其子女入其徒”，这是换行当，不是小打小闹的逃荒。你让一个年年交粮纳差的人，心甘情愿回去给里正点卯，难。

打心底里，沿海百姓还认一个“稳”字。官府水师瘫着的时候，海盗横行，汪直把卢七、沈九、陈思泮这类真杀人放火的剿了，过往的船插“五峰”旗子就能走，这叫能见着的秩序。你说谁管得住海？是公门的文告，还是眼前这面旗？

这人出自徽州歙县，在杭州有一圈老同乡、老主顾。徽商的账本和路引，能走到内陆的盐、茶，也能摸到海上的生意。乡缘、商路、信用，捻在一起比里甲的绳子还结实。县里拉夫还得照顾人情，他那套招呼同乡的办法，往往一句话就成。

外人以为就是一帮海匪扎堆，走近了才知道更像一艘“公司船”。训练、营规、赏罚分明，谁做买卖、谁护航、谁打探消息、谁管粮盐，分得清清楚楚。沿海零散的走私，被他硬生生拉成一条能吃人、能长肉的产业链。

这条链子最要命的地方，不在货，而在“吸人”。人一多，县里折子就空，人头税就少，差徭派不下去，卫所的军户没人应名。明人的赋役本来就是“以人丁事产为依”，账上这一丁，等同于钱和服役。如果你承认汪直的合法，就等于在海上树个避税天堂，沿海的青壮年转身上了船，州县的里甲断了根。

官场上另一个尴尬，不写也都心照。嘉靖年间，人口册上灌水成了公开的秘密，当地本就虚报、脱报，层层上呈都知道数不对。上头要问罪，总不能写“敝县无能”，一准扣到“海寇诱掠百姓”头上，既顺口又顺手。那怎么办？拿人祭旗，案牍上就有话可说。

胡宗宪为这事反复折冲，先软后硬，把人哄来，安排他配合清剿，战绩也有。可朝里的眼睛只盯着一个字——“禁”。胡也知道风向，最后还是把人押去杭州。沿海很多人叹气，知道这不是合不合算的账，是动不得的制度筋。

杀汪直的前两年，澳门那边已经让葡萄牙人落脚，他们交地租、纳规礼，留在珠江口，朝廷默认了这处“外人之城”。这件事摆在另一头，一边是不许本地渔民、商人合法下海，一边是允许番舶在岸边搭房子。看着别扭不？别扭归别扭，逻辑很直：货物可以来，人要留在账上。

八年一过，隆庆登基，福建的月港开了，海禁松到“除日本外，与诸番互市”。船可以领文牒，放行。可规矩还是那套——出海登记、按期回航，不许滞留海外。你要银子可以，你的人不许走。这种拧着劲的折中，既像认错，又像不认。

这八年外头的海，早让葡萄牙、西班牙把航线和据点盘起一圈。该起风的年头错过去了。中国的海商要么被赶入暗处，要么被做了反面样本。你能想象，如果那时候不动刀，收编一批会开船、懂买卖的人，东南这条海路会是什么气象？

舟山的浪拍礁石，溅起的水珠很细，晒一会儿就干。城里的巷子走过去，一截又一截，烟火气把刀光吞了个干净。有人提起他，还用“汪五峰”三个字，不说“海寇”。杭州这地方卖丝绸的铺子从来不缺客，柜台里的人低头理布，心里明白，真正让上面紧张的，不是盘里的钱，是人头在哪儿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