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周恩来因何向毛主席请示：是时候恢复张克侠的身份了吧

1949年10月2日凌晨，北京正下着秋雨，灯光映在积水里闪闪发亮。忙完新政务院成立的最后一份公文，周恩来忽然想起一个名字——张克侠。这个名字已经在党内机密名单上封存二十多年，外界仍把他当作西北军出身、在国民党体系里一路升至副总司令的“老冯系”将领。周恩来合上卷宗，自言自语一句：“不能再拖了。”

为什么“不能再拖”？张克侠的党员身份一直蒙着层层迷雾。1929年他被周恩来确定为“特列党员”，党内单线联系，任务是潜伏在国民党军队深处搜集情报、策动将领。这种安排特殊、危险，也意味着一旦暴露，无人担保。1949年新中国成立，旧军统已土崩瓦解，机密战线的意义发生了改变，张克侠却仍戴着昔日的“国军中将”面具。周恩来意识到，再不把这位功勋“从暗处请回到阳光下”，既有失公允，也埋下隐患。

追溯过去，张克侠的道路并不常规。1900年，他出生在河北献县一个普通农家。十五岁因愤怒日本“二十一条”弃笔从戎，先后在清河预校和保定军校接受系统军事训练。若只凭这份履历，他或许会成为普通职业军人。转折点出现在1924年：冯玉祥续弦李德全，而李德全正是张克侠妻子的姐姐。亲缘把张克侠拉进冯玉祥的视野，却也让他接触到李德全秘密传递的革命思想。

面对冯部的优厚前途，他选择南下黄埔分校任队长。有人不解，他只淡淡说一句：“军人总得知道自己究竟在为谁打仗。”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阴霾铺天盖地，他辗转莫斯科中山大学。蒋介石清党，他的入党申请被搁置；冯玉祥相继对南京政府靠拢，他的身份愈发尴尬。那一年，他没能拿到党章，却记下了“潜行”二字——暗中继续同中共保持联系。

1931年“九一八”后，民族危机激发了张克侠的行动力。他考入陆军大学，随后回29军任职，主张“以攻为守”。卢沟桥枪声响起前夕，他悄悄把几十名共产党和爱国学生送出北平，替他们规避了日军第一波搜捕。稍后在南苑、西苑，他督办情报和训练机构，为华北抗战储备骨干。情报网上，代号“张光远”的汇报信件一次没断，上收延安，下达北方局。

如果说八年抗战他是“把刀往外挥”，那全面内战时他把刀转向旧主。1947年徐州“剿总”成立，他的同学郭汝瑰建议蒋介石让张克侠出任守备指挥官——蒋以为老同学可靠，不料图纸、火力配置和地下交通线隔夜就送到华东野战军司令陈毅手里。陈毅拿到那本图册感叹：“有此册，胜得十万兵。”一句评语在档案里存了整整七十五年。

真正震动高层的是1948年11月的贾汪起义。策动者表面上是第三绥靖区两位副司令：张克侠、何基沣。实际操作早在数月前由华东局与他们反复商定。时间卡在11月8日，地点选在刘峙和黄百韬之间的薄弱点。一旦起义成功，徐州守备将被撕开缺口。果然，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任务迅速完成。邓小平获报后评价：“第三绥靖区起义是一颗定心丸。”

可战局大定，问题又来了。起义部队改编为解放军59军、77军，番号更新，政治部门重建，但他们的军长仍是“国军将领”张克侠和何基沣。党内老同志心知肚明，外部却疑虑重重。有人私下议论：“野战军里怎么还留着老黄埔中将？”这种声音传到北京，周恩来压力倍增。

1950年初，朝鲜半岛局势骤紧，国内外斗争形势复杂。周恩来判断，继续保密只会引来无谓猜测。3月上旬，他带着一份简短的呈文来到香山办公区。“主席，张克侠的身份该公开了，既是对他负责，也是对部队负责。”室内静了几秒，毛泽东点头：“可以，向组织部发电。”这段对话一句不过十来字，却是二十多年潜伏生涯的句号。

组织部文件很快下达，各大军区收到正式电报：张克侠，中共党员，1929年由中央特别批准入党，现职淞沪警备区参谋长。文件同时要求地方、军事系统统一口径，消除误读。这一次，“特列党员”的标注终于被抹去，他的党龄比许多公开党员还要长。

身份恢复后的张克侠主动提出转业，理由很干脆——部队已进入正规化阶段，个人特长在经济和林业建设上更有用。中央批准后，他先到华东军政委员会任农林部部长，后赴中央林业部任副部长。林业部会议上，他曾半开玩笑：“林子和部队一样，都要讲条令，但最好的条令还是适者生存。”言罢自斟一杯茶，不发一言，会议室里一片轻笑。

1955年授衔仪式，他并未列入将军序列，却获得了一级解放勋章。章上八颗金星熠熠生辉，他只是把它锁进抽屉。熟识他的人说：“老张最在乎的不是肩章，是那张迟到二十一年的党证。”

此后近三十年，他在林业、政协等岗位处理专业事务，低调如初。1984年7月7日凌晨，北京医院病房里仪器滴声平稳，他平静合眼，终年八十四岁。讣告寥寥数行，却掠过了地下身份的惊险、战火岁月的激烈以及一场迟来的“认领”。官方材料写道：“张克侠同志的一生，是我党隐蔽战线与正面战场相结合的典型。”这句评语，足够。